无为与有为──评《浮世画家》和《长日将尽》

《浮世画家》和《长日将尽》同为石黑一雄的知名作品,以战后为背景,探讨了小人物对时代洪流下自己盲目的忠诚与职责的反思和忏悔。

无为和有为

小野和史蒂文斯在战争中都直接或间接地成为了帮凶,但两者的处世哲学却是大相径庭。小野最看不起的就是盲目跟随的世俗之人。他说:“All too often men talk of loyalty and follow blindly. I for one have no wish to lead my life like that.” 而史蒂文斯恰恰相反,他全心全意辅佐达林顿勋爵,把大是大非的决定交给了自己的雇主。可以说,小野走的是有为的路,史蒂文斯选择的是无为。

小野的“有为”表现在他两次对恩师的背离。第一次是离开武田老师的工作坊。他厌恶那里迎合外商、连夜赶工的批量化商品生产,转而投奔森山老师,去捕捉“浮世”那转瞬即逝之美好。随后,在右翼势力激增的时代大潮下,小野不甘沉溺于颓废而封闭的浮世作品,毅然离开森山,投身于服务军国主义的政治宣传。

其实不论是小野还是史蒂文斯,不论是有为还是无为,在乱世下,每个人都在做自己的抉择──“无为”也是一种选择。小野和史蒂文斯殊途同归,都站在了助纣为虐的那一边。

尊严和羞耻

两部小说中频繁出现的词汇是dignity。小野身处于荣誉大于生命这样的日本文化背景,而史蒂文斯秉持着英国绅士职守至上的尊严。对荣誉的追求让两位主人公对自己在战争中的所作所为进行了反思,同时也让他们对此无限地纠结。在内心深处,他们知道自己做错了。作为“不可靠的叙事者”,小野一直在疑神疑鬼,害怕未来的亲家对他的背景有看法,认为自己的女儿在暗示他应当对此有所表示,其实这只是他自己的臆想罢了。

但是在荣誉之下,他们反反复复地给自己找借口。小野一直在为自己辩护,认为不甘平凡的人要有勇气做出自己的选择,即便是错误的选择,他们也是值得尊敬的;又称自己的错误是出于至诚,是为了国家的最大利益。

这种扭扭捏捏的反思正体现了他内心尊严和悔恨之间的斗争,只有在外界的压力下他们才能真正打开心结。在与基顿女士再续前缘的愿望破灭之后,在同为管家的陌生老者面前,史蒂文斯终于防线失守,流下了悔过的泪水。小野的亲家虽然并未对他的历史问题有所指责,可小野给自己施加了无形的外部压力。为了能把二女儿的“老大难”婚事办成,他在宴席上终于一吐真言,为自己的历史错误道歉。

日本和英国

石黑虽是日裔,但其实他自幼移民英国之后,直到他写完《浮世画家》为止都没去过日本。日本对他而言是童年遥远的回忆和媒体上的认知,他本人是位地地道道的英国人,所以网络上一些说他对日本侵略的反思不够彻底的评论是错怪了人家──他其实并没有替日本反思道歉的义务。他写《浮世画家》更多的是想探讨人性。他自称被那些道德风气发生剧烈颠倒的时代或历史时期所吸引;因为他很感兴趣的是,当一个人毕生奉为崇高与伟大的事物,突然间变成了令人羞愧的污点时,他的价值观和原则会发生怎样的变化。

评论家常常将他对日本人的心理拿捏到位归功于他的日本血统,其实石黑说英国人的行为方式与日本人颇为相似,这就是为什么两位主人公有很多共同特点:极度克制,内心高傲又不张扬,将荣誉看得高于一切。

结语

历史的滚滚长河中,无论是无为还是有为,所有人都是身不由己,但还好人类是善于反思的物种。正是这种反思和内心的纠结,赋予了小野和史蒂文斯人性,让他们成为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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棋局

271公车姗姗来迟,伊藤老太颤巍巍地上了公车。

今天是周日,西市围棋会馆正在举行每月一次的围棋比赛。

其实围棋在西市并不流行,这比赛每次也就是十几号人罢了,水平参差不齐,偶尔有几个高手也都是中韩两国的移民。还有就是一些亚裔小孩,被父母带着来这走棋。

围棋会馆到了,两层楼的房子已经有了岁月的痕迹。正面的墙上绘着著名的原爆之局,围棋会馆创办人岩本薫九段的名局。

伊藤老太望了望上楼的台阶,叹了口气,还是进了旁边的电梯。

刚出电梯,会馆的经理大卫老远看到伊藤老太,赶紧过来用日语向她打招呼,毕恭毕敬的样子。

伊藤老太今年七十二,她已故的先生伊藤荣男曾是围棋会馆的骨干分子,参与各种主持事务,也是围棋业务初段高手。可是伊藤老太却是初学者的水平,因为在她的年代围棋都是男士的爱好,直到六年前她的先生去世,她才开始下围棋,频繁出入围棋会馆,也许是想睹物思人吧。围棋会馆的人看在伊藤荣男多年对会馆的贡献上对伊藤总是恭恭敬敬的,特别是大卫,他的围棋是伊藤荣男教的,所以在荣男生前每次见面都要叫sensei的。

围棋会馆的比赛赛制是分级赛,级别相近的人两两对弈。大卫逐个宣布抽签结果,轮到伊藤老太了:“伊藤桑”!伊藤老太点头示意。

“Nathan!” 没人回答。大卫提高嗓门:“Nathan!”

“Here!”一个中年男子回了声,指了指一旁坐着的亚裔小男孩。那个男孩大概九岁左右,正在手机上玩游戏。等到比赛开始他才很不情愿的放下手机,坐到棋盘前。

小男孩Nathan持白,前几手棋下得飞快,似乎不用思考似的。每次轮到伊藤老太时,她伸出布满皱纹的手,笨拙地用拇指和食指捏住一枚黑棋,放在棋盘上,一看就是初学者的样子,也许她觉得这样更不容易落错地方吧。

布局还未完成,Nathan就心急地杀入了黑棋的领地,开始了来势汹汹的作战。伊藤老太明显没有做好心理准备,被杀了个措手不及,被白棋捞到了不少便宜。Nathan得意地抬头看看在旁观战的父母,他们赞许地对男孩点点头。

Nathan父母是亚洲移民,在当地的高科技行业就业。和很多亚洲父母一样,他们对Nathan宠爱有加,从很小起就开始培养Nathan的各种兴趣爱好,参加各项比赛,到目前为止已经斩获了不少奖牌。

Nathan是个精力过剩的孩子,从开局起他就坐不住,好像怀里揣着一只小兔子似的。伊藤抬眼看了看他,想起自己大儿子伊藤健太小时候的样子了。那是很多年之前了,那时他们还在大阪生活,她先生伊藤荣男在一家传统的日本企业工作,而她从结婚后就成为了家庭主妇,后来有了健太后就更是一心扑在家庭身上。他们有一个传统的日本房子,虽然空间狭小,伊藤把家里打扫得一尘不染,院子里收拾得干干净净。夏天的时候,她和健太把所有拉门打开,坐在缘侧上,对着院子乘凉,做游戏讲故事。伊藤仿佛又听到了健太的笑声,嘴角浮现出一丝笑意,可是这回忆却被Nathan打断了:“Hey, your turn!”

伊藤一惊,手里的黑子掉在棋盘上,把其他棋子也给碰歪了。

Nathan这下不干了:“Oh, you messed it up!” 他一边抱怨一边看他的父母。他的父亲赶紧举手叫来裁判大卫。

大卫连忙过来,问明情况后,他将棋局恢复。Nathan的父亲在旁再三确认,生怕儿子吃亏——毕竟一个棋子的位置差错有可能会影响整个棋局的胜负。大卫向伊藤微微鞠躬,便退下了。

伊藤看了眼Nathan,心说这个男孩长得像健太,可是礼数太差了。健太小时候是多么有礼貌的孩子啊!可是后来移居M国后就慢慢变了。哎,为什么自己的先生就一定要来M国呢?伊藤也搞不懂。她的先生在大阪时就很崇尚美国文化,喜欢听爵士乐,看西部片,四十三岁那年毅然举家移居美国,那年健太十一岁。转眼三十年过去了!

突然一旁咔嚓咔嚓作响,原来是会馆的工作人员马修在拍照,大卫也在一旁指点。原来伊藤和Nathan的对局并非是完全随机抽签产生的。大卫有意让这一老一少对弈,作为会馆宣传的材料。大卫早就想好了,年纪最大和最小的选手对局,这相片放在社交媒体上肯定有流量。

棋过中盘,形势复杂,伊藤陷入了长考。Nathan等了一会觉得非常无聊,在椅子上坐立不安,后来就干脆离席在书架上找了本漫画书看了起来。他的妈妈想把他拉回来坐下他也不听。大卫觉得这实在不太成体统,亲自干涉才把Nathan劝回来。

伊藤抬头看了看Nathan。她的先生荣男家教严厉,这样的行为是绝对不允许的。他们移居美国后,荣男还是以日本的那套来教育孩子,要求健太绝对的服从父亲。可是来到了美国的健太很快就习惯了美国这自由独立的文化,慢慢地开始不服管教了。高中那一年,健太和父亲因理念不同大吵一架,荣男动了手,健太一气之下离家出走。从此之后,健太和他父亲之间的隔阂越来越大,他们越走越远,到后来就基本彼此不说话。

想起这些回忆伊藤心里就隐隐作痛,她胡乱地放下一个黑子,却听Nathan叫道:”Hey, you already made your move!” 原来伊藤稀里糊涂的连着走了两步棋,这在围棋比赛可是犯规,照理应判输棋。

Nathan的父亲又举手示意裁判。大卫过来询问,Nathan的父亲要求判Nathan胜出,而他的母亲也走过来了,摸摸Nathan的头,表示嘉许。因为这一闹腾,几个棋友也围了上来,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伊藤在旁双目微合,似乎一切都和自己无关似的。

大卫悄悄把Nathan的父亲拉到一旁,请他体谅伊藤年纪大,还是把这盘棋下完再判断胜负。Nathan的父亲一开始坚决不同意,但大卫告诉他Nathan已经领先很多,优势巨大,胜负已经没有悬念,Nathan的父亲这才同意接着比赛。

只听大卫对伊藤说:“Sumimasen, you guys can continue.” 然后又鞠了个躬。伊藤对大卫也欠身示意,表示感谢。

看到大卫,伊藤又想起自己的先生。他在世的时候三天两头地往会馆跑,那时大卫才刚刚开始学棋。其实围棋会馆的人气一直不旺,平时的常客大多数是些老伙伴,也都进入了花甲之年。几年前一位老棋友去世了,让伊藤荣男难过了好一阵子。但即便如此,他对会馆的热情不减。他多次劝伊藤学棋,可是伊藤却认为围棋是很玄妙的东西,学不来。现在她终于坐到了棋桌之前,可惜却是物是人非。

棋局后面的形势和大卫估计的一样,很快双方进入官子阶段。其实真懂棋的人此时就可以投子投降了,可是伊藤看不出胜负,她还是一个子一个子地收官,最后清点目数,以23目败北。伊藤向对方鞠躬,说道:“Thanks for the game!”可等她抬起头来,Nathan早就不见了。他急不可耐地去登记处把自己的名字圈上,表示赢了这盘棋。

围在伊藤周围的人都散去了,伊藤坐在原处半晌不动。所有比赛都结束了,大多棋手留下来等着颁奖仪式。伊藤微微闭着双眼很长时间才缓缓站起来,她慢慢地走到电梯口,马修和大卫向她挥手道别,然后她就消失在电梯门后。

马修转过头问大卫道:“Was she sitting where her husband used to sit all the time?”

“Yes, she was,” 大卫道,“I think she wasn’t playing the game with the boy, but with her husband.”

一场尴尬的棋局,下出的是物是人非的孤独,下出的是睹物思人的思念,下出的是现代社会的冷暖。

注: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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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北:远与近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余光中先生在《乡愁》中把浅浅的海峡看作是他一生的遗憾,其实对于在福建长大的我,渡过这浅浅的海峡也未尝不是我的夙愿?

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台湾就在海峡的对面,以至于天真地把闽江对面的仓山错以为是台湾。那时福州的孩子都听说过日月潭,也知道台湾的水果最香甜,我们都会唱《阿里山的姑娘》,知道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但也就是仅此而已。

八十年代的中国渐渐从封闭中走出来,作为近水楼台的福州开始拥抱台湾流行文化。起初是邓丽君的歌,父辈们的三洋录音机里总是在播放那甜美的歌声,为那个尚不多元的年代抹上一层亮色。后来我们步入青少年时期,成为台湾流行音乐的狂热追随者:从齐秦、小虎队到周华健、张雨生、孟庭苇,时隔多年,这些名字我们依然如数家珍,还有台湾电影、琼瑶剧,甚至是溜溜球——那阵子,我们误以为自己和台湾其实离得很近很近。

那时的我们刚刚过了温饱线,还在向小康迈进,可台湾已经是亚洲四小龙之首,正处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我们和台湾的差距超过了两个年代。随着1987年两岸结束38年的隔绝状态,我们渐渐接触到来福建的台湾人,包括我的一个远房亲戚,也开始体验到我们在这个鄙视链中的地位。

母亲所在的福建医科大学为台湾人设立了医师培训班,来学习的台湾“学生”(大多是牙医行业的中年人)礼貌又客气,带来了各式各样的零食与特产给我们。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台湾泡面——沙茶面、牛肉面、担担面、素面——各种口味。泡面自带汤料包,有的甚至配有整块牛肉,在水里煮热之后加入汤面一起食用,在当时看来简直是奢侈的享受。势利一点的亲戚开始讨好那个远房亲戚,希望能拿到些好处。即便是当时还在读初中的我也隐约能感受到,对方礼貌客气之下似乎带着一点距离感。

那时的我开始接触计算机编程,用的是Apple II。一次一位台湾学生问要不要送点东西给我,不懂人情世故的我张口就说我想要一台电脑。他吃了一惊,问你要的是计算器吗?我说不是计算器,是电脑,可以编程序的。这位台湾学生死活不肯相信,在他眼中如此落后的大陆,我一个初中生居然已经开始用电脑编程。于是他固执地认为我搞错了,送了一架计算器给我。我虽然有些失望,但是我们确实穷啊,欣然收下一架计算器就很知足了。

那时台胞可以来福建,可是福建的还是去不了台湾。所以虽然我们听着是台湾流行音乐,看的是他们的电视剧,吃的是他们的泡面,但是那浅浅的海峡依旧是拦在面前难以逾越的鸿沟。台湾,说远也近,说近也远,随着我的人生轨迹的迁移,它也慢慢地淡出了我的视野。

二十多年光阴转瞬而过,我想,是时候去一趟台湾了。只是这一次,我没有跨越海峡,而是从西雅图“漂洋过海来看你”。航程六千英里,在机舱里一点点被缩短;屏幕上的距离数字不断跳动,台湾由远及近,不再是一个概念,或是电脑屏幕或影视里那个缩影,而是飞机上能看到的具体而清晰的万家灯火的地方。

我们下榻在信义区的寒舍艾美,一出酒店便有恍若在东京的感觉:从寒舍艾美到台北101一路上是繁华的商业区,每一座大楼都是一体化的商城,街区与建筑的规划带着浓厚的日式都市气息。街道整洁干净,连人行道上的落叶都被扫得干干净净,加上满大街的7-Eleven,真的是东京味十足。可是一拐进旁边的小路我就恍惚回到了故乡福州:狭窄的街道,成排的电瓶车,夹道而立的商店和招牌。走进一座大楼的通道,地上铺的瓷砖已经支离破碎,满是岁月的痕迹。夜市里,有长长的走不到头的小吃街。我在那里品尝着久违的福建小吃时,竟有了时空穿梭的错觉。

正值一月份Alex Honnold徒手攀爬台北101,让本来已是世界知名建筑的101热度爆棚。Alex登楼的一角用障碍围住,以免好事者模仿。我公司办公室也在信义区,就在101对面的一座商用大楼的40层,却也只能看到101的腰部,更凸显了它的高大。除此之外,附近的象山也是拍摄台北101的好地方。它是一个不大的小山坡,上面有些道馆和人家,郁郁葱葱。

走出商业区,我们去的几个台北著名景点都彰显了中华文化:台北故宫博物院、国父纪念馆,以及中正纪念堂一带的大剧院与音乐厅,皆为中式宫殿风格的建筑,琉璃飞檐,庄严宏伟。市区的公园里,假山、九曲桥、拱桥、长廊与湖心亭错落其间,走着走着我忘记了自己是在台北、上海还是福州。虽然知道台湾和我们同根同源,但是只有身在其境,才能切身感受这种一衣带水的亲近感。

到了台北怎么能不去国立台湾大学?上次去东京大学我已经见识了它的低调,台大也是如此。他们的西门连一个校牌都没有,还好辛亥路的老校门还在,可以打卡一张:矮矮的石头门,上面从右向左题的金字“国立台湾大学”。台大的椰林大道和东大的银杏并木一样闻名,除此之外还有桃花心木道。各大高校似乎都对自家的主干道引以为豪,正如母校清华大学,那条白蜡树夹道的南北主干道(现名学堂路),也是我们一生怀念的情结。

在这早春时节台大校园里更引人注目的是杜鹃花,白的红的粉的开遍了校园,让我想起在福州八中时学国画,谢馥生老师让我画杜鹃花,可惜我杜鹃花都没见过,硬着头皮对着画谱上生搬硬套,自然笔下有失真确。现在看起来古人的画谱的确捕捉到杜鹃花的真谛。西雅图也盛产杜鹃,可是品种不同,那里的杜鹃花可以长到一座楼高,花大叶茂,缺少亚洲杜鹃清秀淡雅的韵味。

在台大,岁月的痕迹处处可见:满墙的爬山虎,教室的纱窗,剥落的墙皮。在校史纪念馆一角,木窗土墙,墙灰落了一窗台。低调的台大并没有刻意去翻修或是建高楼,而是让它们自然而然地呈现原有的面貌。毕竟,一所高校的名声不在于它的建筑有多么宏伟,而在于它的人——深厚的师资力量,校园里优秀的学子,以及那些在各行各界建功立业的校友们。

在台北四天的短暂之旅,了却了我半生的夙愿,也让这座城市从遥远的想象变成具体的存在。它是一座现代化的都市,又不失浓厚的烟火气。在这里,我读到了历史留下的和风余韵,感受到了与闽南故土的一脉相连。而穿透这些表象,深藏在城市肌理最深处的,终究是那份华夏文化之根。

注:本文的编辑版发表于《福州晚报》的《兰花圃》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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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大校史博物馆的一角

从电影《会计师》看自闭症的世界

孤独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通称自闭症或孤独症,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被为数不多的电影作品搬上银幕,著名的代表作包括 1988 年的《雨人》(Rain Man),该片获得当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奖;以及 2010 年改编自畜产学家坦普尔·葛兰汀(Temple Grandin)生平的传记片《Temple Grandin》。其中,娱乐性最强、情节最具张力的当属 2016 年的《会计师》(The Accountant)。本文通过这部影片带你来深入了解自闭症。

场景一:医生办公室

人物:Chris和他的兄弟,Chris的父母,医生和他的女儿Justine.

这个场景集中了大量自闭症特有的“自我刺激”(stimming)行为,正如医生向克里斯父母解释的那样,“自我刺激”是一种自我安抚与集中注意力的方式,它的表现形式有很多,在这个电影场景中我们看到以下几种:

  • 身体前后晃动(rocking)
  • 拍打手臂(flapping)
  • 拍打自己的脑袋
  • 重复哼唱童谣

感官敏感性(sensory sensitivity)。医生和Chris父母的对话中谈到了Chris对光、声音和衣服质地的敏感,这是自闭症人士常见的特征之一——他们的感官系统具有“放大”功能,外界对感官的刺激轻则让他们不适,重则会引起感官过载而崩溃。

Chris因为找不到最后一个拼图零片而当场崩溃(meltdown),这反应了自闭症人士的认知僵硬(cognitive rigidity)——Chris一旦开始做一件事,就一定要做完,他的这个症状在电影后面还会出现。

这场戏的最后一个镜头显示了Chris其实是将拼图面朝下完成的,虽然它的真实性有待商榷(因为两个拼图零片的形状可以完全一致,所以在看不到图像的情况下是不可能都拼对的),但是它暗示了Chris在某些方面有惊人的天赋,正如电影《雨人》中Raymond的数字天赋。

场景二:Chris家中 + Chris母亲离家出走(闪回)

在这个场景中,我们看到Chris的生活非常简单而规律。喜欢秩序是闭症人士的一大特征——秩序意味着可预测性,让他们感到舒适和安全。

Chris让自己暴露在强光和巨大音乐下,是来自他的父亲的教导。在场景一中,医生建议Chris到他们那感官友好的环境下接受治疗,可是他的父亲说这个世界充满了感官刺激,只有主动增加感官刺激,才能学会在这个世界生活。Chris的这种做法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暴露-反应阻断疗法”(Exposure and Response Prevention, 简称ERP,是治疗焦虑症和强迫症的方法)。

在闪回中,Chris母亲的出走让他彻底奔溃,他歇斯底里地大喊大叫,并表现出破坏行为。他的父亲抓住他,紧紧的抱住他,才让他慢慢安静下来:“Feel the squeeze. The pressure. Calm. Good boy.”

自闭症人士除了会避免不喜欢的感官刺激之外,还会寻找一些他们喜欢的感官刺激,其中紧压感可以让他们感到安全和舒适,所以很多闭症人士喜欢用加重的毯子来盖住自己。Temple Grandin曾经在高中时发明了“拥抱机器”(hug machine,又称squeeze machine),至今还被一些诊所采用。

场景三:Living Robotics公司,Chris和Dana

Chris 和 Dana 的对话场景凸显了自闭症人士在社交方面的障碍。Chris 避免与她进行眼神接触,两人的交流显得尴尬而生硬。他不理解一般社交规则,也难以领会习语、比喻等语言的隐含意义。下面我们来看几个例子。

DANA: Hello. Good morning. I’m Dana. Dana Cummings: You’re the consultant? Mr. Wolff?

CHRIS: Chris.

DANA: Sorry. Chris, then. I’m Dana.

CHRIS: Cummings.

Chris最后的回答出乎意料,让Dana愣了一下,因为两人交换姓名的社交规则已经结束,没有必要加上这句,这或者是因为闭症人士的模仿行为(mirroring behavior),或是因为Chris觉得Dana的回答不够完整,所以要补充一下。

DANA:There is… some donuts there for you.

CHRIS:I don’t eat donuts.

符合社会礼仪的回答应该先说一句“谢谢你”,而闭症人士在社交中往往过于直接,而忽视了社交礼仪,所以他们常常被误解为没礼貌,不近人情,这也是造成他们人际关系难的原因。

Dana Cummings: So, I studied accounting a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where fun goes to die.

Christian Wolff: Why?

Dana Cummings: Why what?

Christian Wolff: Why does fun go to die at the University?

“Where fun goes to die“是一个习语,不需要解释。闭症人士对语言的理解往往停留在字面上,而无法领会比喻、习语等字面后的意思。

场景四:五星级酒店套房,Chris和Dana。

CHRIS: I have difficulty socializing with other people, even though I want to.

一个对自闭症的常见误解是认为自闭症人士不想与他人交流。其实,他们并非没有社交的意愿,而是不知道在社交中该如何做、如何回应。这种内在的渴望与外在的障碍之间的落差,正是许多自闭症者所面临的痛苦。

Chris称自己为高功能自闭症,这在过去也曾被叫做亚斯伯格症(Asperger syndrome),但是这个名词在医疗界已经不怎么采用了。高功能自闭症是一个有争议的概念,自闭症社区认为它淡化了自闭症人士的日常困难与挑战,使外界误以为他们“几乎正常”或者“不需要帮助”,而忽略了他们在社交、情绪调节和感官处理方面可能遇到的真实困难。

这个场景中再次显示了Chris对数字的惊人天赋,医生的女儿Justine虽然没有语言功能,但也是一名高智商的黑客。其实大多数自闭症人士并没有Chris、Justine或Raymond那样的高智商。这些都是媒体对自闭症的片面体现,毕竟电影的第一要素是娱乐,愿意掏腰包去电影院看很现实、很残酷的自闭症人士的遭遇的人还是少数。中国2010年电影《海洋天堂》的票房就是一个证明,但是还是应该感谢当年的制作团队和李连杰零片酬的出演,他们应该受大众的尊重。

结论:影片《会计师》是一部成功的动作惊悚商业片,它既有紧张刺激的动作情节,又有对自闭症人士的关怀,较为客观地呈现了一些自闭症人士的特征,让大家在娱乐的同时增加了一些对自闭症的认识,值得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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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料之中的意外——邂逅在爱丁堡艺穗节

久违的长假开始,我和同事匆匆一句“Carpe Diem”,便开始了我的征程。

我的第一站是Meta的伦敦办公室,我们人工智能研究室在那设有团队。

“你打算去哪儿度假?”同事问我。

“爱丁堡!”我回答。

“哦,是去看艺穗节(Fringe)吗?”

“什么艺穗节?”我从未听说过。

她做了些解释,但我因倒时差也没认真听,只记得那是某种大型节日。

两天后,我抵达爱丁堡。从小火车下来,我顿时愣住了:“天啊,这些人都从哪儿来的?”只见海报铺天盖地,人潮从四面八方涌来,我被挤在原地动弹不得。“这就是所谓的艺穗节吗?”

回到酒店,我上谷歌搜索,果然:“爱丁堡国际艺穗节(Edinburgh Festival Fringe),简称艺穗节,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表演艺术节。”而我恰巧赶上了它的尾声,周六即将落幕。难怪酒店早就一房难求。

可这并不是我期待的!我憧憬的是一座静谧的苏格兰小城,我独自沿河岸散步,在山顶凭风而立。如今拍照都避不开人群,走路得小心不要撞到人,特别是在著名的皇家一英里大街,真的是寸步难行,比我今年在中国见过的人潮还要多。要知道爱丁堡常住人口只有五十万,而艺穗节一个月竟能涌入三百万游客!

我觉得被骗了,但也不知道是被谁骗了。于是我调整行程:晚上留在酒店,清晨外出观光,避开皇家一英里大街。这样确实是清净了些,但是我仔细琢磨一下,觉得不甘心:“旅行不就是为了发现新鲜事物吗?为何不换个角度想想,既来之则安之,这些满街的海报,总会有些有趣的演出吧。”

于是在艺穗节的最后一天,我上网查询节目单。在我还在为“被毁的旅程”郁闷不已的时候,很多演出已谢幕,所以选择有限。最终我挑出三个候选。排在第一的是好莱坞编剧 Michael Jamin 的独角戏《纸乐团》(A Paper Orchestra)。我没听说过他,因为很少看情景喜剧,不知道他写的大名鼎鼎的《King of the Hill》,但是我很好奇:编剧会如何在舞台上讲故事?

三小时后,我坐在一个被黑布隔成的小剧场里。Michael走到聚光下,他唯一的道具是一张凳子。他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是自己童年在柔道班上被羞辱的经历,另一个表面上说的是一位已故邻居的事,其实是对人与人关系的反思,尤其是自己与女儿的关系。情景喜剧编剧写的故事自然风趣幽默,同时他大方地把自己脆弱的地方和观众分享——羞辱,爱和悔恨,让在你笑过之后走出剧院之后还在回想。作为一位有着大学生女儿的父亲,我对第二个故事感同身受。Michael做到了讲故事的最高境界,就是“无故事”——在那昏暗的小剧场里,讲故事的人消失了,观众们亲身经历了他的过去。

演出结束后,我正准备离开剧院接着我的旅行,却看见 Michael 站在楼梯口,亲自向每位观众道谢。我突然感到一个使命,于是把自己i人人格暂时踢到一边,找了把椅子坐下等Michael。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没有坦白交代我选择他的演出的最大动力,其实是因为我的女儿Emma,她就读于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立志成为编剧。而我对娱乐行业一无所知,也毫无关系网,所以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让我走近好莱坞编剧。

终于等到Michael对所有的观众一一致谢完毕,我走上前,告诉他我很喜欢这场演出,接着脱口而出:“你知道吗?我女儿正在南加州大学学编剧。”话说出口,我却愣住了:接下来该说什么?我当然知道不能冒昧请他评价别人的剧本。要不要请教一些职场的建议?幸好Michael没让我尴尬太久,他告诉我Emma可以观看他免费的编剧网络讲座。

“不错,孩子他爹,你至少拿到了一条有用的信息。”我暗自鼓励自己。我注意到旁边的柜台在售卖与演出同名的他的新书《纸乐团》。看了刚才的演出,我已确信他确是一位杰出的讲故事的人,与其盛名相符。我想,这本书我和女儿应该都会喜欢。而且我还有一个好点子。

我买下一本《纸乐团》,排队等待签名。轮到我时,我对Michael说:“你可以给我女儿一个签名吗?我觉得这会对她很有激励。”Michael 欣然答应,写下:“From one screenwriter to another. Let’s do it!”(“从一个编剧到另一个编剧,加油!”)我捧着这本书走出剧场,没有比这更好的纪念品了!而门外阳光明媚,真是美好的一天!

旅行的意义在于新的经历。无论计划得多么周全,总会冒出意料之外的插曲——而有时,那正是一份上天安排的礼物。所以说,意外,其实是意料之中。我原是为了那苏格兰古堡和山丘而来,却意外走进了一场演出,发现了一本新书,还遇见了一位好莱坞编剧。这不正是旅行的真谛吗?

English version The Expected Unexpected — an Edinburgh Fringe Story

附:推荐我下榻的Kimpton Charlotte Square Hotel, Edinburg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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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不止有诗和远方,还有眼前的苟且

Pixar动画大神Pete Docter在Inside Out的辉煌成功后事业达到了一个顶峰,本以为自己会感到一种人生完整的幸福感,相反却是一种失落和困惑:人生登顶了,下一步做什么呢?带着这样的疑问,Pete决定探索一下生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于是就有了这部2020年的《心灵奇旅》(Soul)。

《心灵奇旅》中反复出现的名词是spark(火花),去投胎的灵魂只有找到了火花才能获得去地球的通行证。所有的灵魂导师包括冒牌顶替的Joe都把火花误以为是人生的目标。

是的,人生的目标、火花、诗和远方的田野! 多么励志的词汇。

有太多人为自己设定了人生的目标,并为此忙碌一生。对于这点患有民族焦虑症的华人都深有体会——我们从小就在为未来而奋斗:小时候努力学习,只为考上一所好中学;中学六年,全力备战那场书写命运的高考;考入名牌大学,又是为了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人生始终围绕着未来打转,而那个所谓的“终极目标”却不断被推延,遥不可及。

也许高晓松老师会说,那不是诗和远方,诗和远方是音乐,是艺术,就像影片中Joe所追求的。当22说她的火花也许就是走路时,Joe对之嗤之以鼻,走路怎么能上大雅之堂呢?那不是诗和远方。

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念头:“如果A发生了,我就成功了,一切都会水到渠成,我的人生也就完整了。”这里的A或是拿到终生教授头衔,或是达到财富自由,或是成为著名音乐人等等——各种诗和远方,读者可以自行填空。

Netflix电视剧The Queen’s Gambit里,Beth战胜了苏联13岁的小棋手Girev之后有这样一段的对话。

Girev恨恨地说,“我有一天会成为国际象棋世界冠军。”

Beth问:“什么时候。”

Girev说:“三年后。”

Beth:“三年后你才十六岁……好吧,如果你赢了,接下来你会做什么?”

Girev有点慌张,结结巴巴地说:“我不明白……”

Beth:“如果你在十六岁成为世界冠军,那你这辈子还打算做什么?”

Girev想了片刻,更加糊涂了:“我不明白……”

Girev四岁学棋,七岁就已是地区冠军,心中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拿到世界冠军,Beth的问题他从来没有想过,拿到世界冠军之后的世界是一片空白,所以他“不明白”。

《心灵奇旅》中的Joe在历尽千辛万苦之后,终于如愿以偿地和爵士乐传奇人物Dorothea同台演出。演出结束,Joe惊讶地发现在等了一辈子的这天终于到来的时候,他却没有感受到什么特别的不同。Dorothea轻描淡写地说:“明天我们继续来过。”

Girev和Joe都没有想过,诗和远方之后的世界是什么?

著名节目《临终之时》的主播Ungerleider医生说,人在临终时最为悔恨的事的前五名有:

  • “我过于专注于未来,而忽略了当下。”
  • “我工作太多,错过了生活。”

作家Thomas Wolfe说:“We are the sum of all the moments of our lives.” 我要在上面再加上一个词“We are the sum of all the present moments of our lives.” 我们是我们生活中所有当下时刻的总和,这其中根本没有未来;未来只在我们的思维里,它是一个抽象的、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方。

艺术也罢,国际象棋世界冠军也罢,追求诗和远方本没有错,但许多人把它放到了遥远的未来,一个黄金时代,而当下是苟且,界限分明。在他们心中,当下的苟且的唯一意义是通向诗和远方之路。

高晓松老师的原句是:“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 是的,人们常常看不起“苟且”。什么是“苟且”呢?汉典上的定义是:“只顾眼前,得过且过。” 但我要说,让我们试着拥抱“苟且”吧——“只顾眼前”其实就是活在当下

大家注意到墨西哥人了没有?在美国的墨西哥人也是勤劳打工的一族,他们从事劳力劳动,干活的时候总是放着欢快的音乐,有说有笑。周末公园里常常能看到他们在和朋友家人一起,踢球,烧烤,晒太阳。要知道墨西哥的人均GDP只有美国的20%不到,可是他们的幸福指数却往往在美国之上。他们是活在当下的代表。

如何活在当下?为此《心灵奇旅》给出一个答案,就是jazzing,这个是22杜撰的一个词。Pete在采访中说到一个故事:一次表演中,爵士乐泰斗Miles Davis的同伴弹错了一个音,吓坏了,可是Miles Davis并没有对这个错音施加评判,而是接受当下发生的一切。他若无其事、将错就错地演奏了下去,加上几个音符,把那个“错误”变成了音乐的一部分。我听到Pete说这个故事的时候,心里不由一震——他从爵士乐里找到了禅!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如何活在当下,甚至害怕活在当下,因为活在对未来的憧憬里相对容易——不管现在处境如何,都可以套用歌词里的一句我这是“为找到那片海不顾一切。”一旦没有了那片海的支撑,当下的无聊、苦闷、艰辛、痛苦让人无法接受。诗和远方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兴奋剂也是麻醉剂,它让我们不断前行,但是也让我们忽视了今天的生活。只有我们真正理解到不论当下如何,它才是真是的存在,它的总和才构成了我们存在的四千个星期,我们才能对当下不加批判地去接受它,才能真正地活在当下。

在经过这场失魂、换魂、回魂的遭遇后,那块核桃馅饼在Joe的回忆里也变得更加美味,并不是因为他终于找到了那片海,而是因为他知道了如何去接受和感受生活的每个小的瞬间。

同样在The Queen’s Gambit结尾,Beth战胜苏联国手Borgov之后离开媒体的闪光灯,突然下车来到了一个公园。在那里下棋的苏联老百姓把她团团围住。她坐下,摆好棋局,开始了一局不是为了将来的棋,而是一盘单纯享受走棋乐趣、走在当下的棋!

生活不止有诗和远方,更需要有当下的苟且和拥抱苟且的勇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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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丘之子》英文原版为什么读起来费劲?

Children of Dune作为沙丘系列的第三部小说,在写作风格上延续了前两部的特点,在阿拉基斯星球的背景下,继续探讨政治、宗教、生态和人性的深刻主题。沙丘的前两部作品已经不能算是通俗易懂的读物,英文原版的《沙丘之子》读起来似乎更为艰深。

事实上,沙丘系列贯彻了赫伯特标志性的简洁句式的写作风格,为什么一个短句为主的小说却不好读呢?我们来对《沙丘之子》做一个深度的阅读分析。

首先用经典的蓝思指数来衡量,《沙丘》的头三部小说的蓝思指数基本在780到820之间,《沙丘之子》略高于其他两部,为820。其实800-900的蓝思指数只是美国五年级的阅读水平,本应不是难事,《简·爱》的蓝思指数也在这个区间,甚至更高(890),可是读起来却比《沙丘之子》更加顺畅。

从词汇复杂度来看,《沙丘之子》的词汇量为6800,小说总字数为15.5万,其词汇类型与词汇总量的比例(Type Token Ratio, 简称TTR)为4.4%。这一数据与《简·爱》相差无几,后者的TTR为4.2%,拥有7700个不同词汇。

然而,在平均句长方面,《沙丘之子》的平均句长仅为15个词,而《简·爱》的平均句长则达到21个词,尤其是一些长句,动辄就有30-40个词。这或许是《简·爱》在蓝思指数评分中得分更高的原因之一。

但是,短句不一定好读!

让我们来看一个具体的例子:It was a peculiar walk his mind took. Time filled Leto’s awareness like a stellar globe. He could see infinite timespaces, but he had to press into his own future before knowing in which moment his flesh lay. His multifaceted memory-lives surged and receded, but they were his now. They were like waves on a beach, but if they rose too high, he could command them and they would retreat, leaving the royal Harum behind.

在这个段落中,前两句简短至极,几乎不能再短,连最长的末句也就26个词。

第一句,“a peculiar walk his mind took”?虽然不好直接翻译,但大致可以理解其意。

第二句,“time filled Leto’s awareness”,啥意思?本来还可以参考一下后面的比喻“like a stellar globe”,可是“stellar globe”是什么东东?我告诉你,“stellar globe”在小说里总共就出现了一次,只在此处,所以只能靠读者自己去猜测其意了。

第三句,“he could see infinite timespaces”,这对于科幻读者不是新奇的概念,还好理解,但是后半句“press into his own future before knowing in which moment his flesh lay”就需要读者琢磨一下了。

接下来,“multifaceted memory-lives” 是《沙丘》系列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最后一句用海浪来比喻“memory-lives”。至于“Harum”是也许人也?作者此前仅简短提及过两次。

《沙丘之子》中的短句不一定好读,因为它们的信息密集度更大,几乎每个词都不能跳过。简简单单的五句话,共75个词,出现了很多概念和典故, 需要仔细揣摩才能理解其中深意,否则就会出现每个词看起来都懂,放在一起就不知所云的情况。

长句中大量使用了修饰性的词语或从句,这些元素增强了文学性,但即使没有它们,也不会影响对句子中心意思的理解。我们来看一个《简·爱》中的一个长句:

I considered it a narrative of facts, and discovered in it a vein of interest deeper than what I found in fairy tales: for as to the elves, having sought them in vain among foxglove leaves and bells, under mushrooms and beneath the ground-ivy mantling old wall-nooks, I had at length made up my mind to the sad truth, that they were all gone out of England to some savage country where the woods were wilder and thicker, and the population more scant; whereas, Lilliput and Brobdignag being, in my creed, solid parts of the earth’s surface, I doubted not that I might one day, by taking a long voyage, see with my own eyes the little fields, houses, and trees, the diminutive people, the tiny cows, sheep, and birds of the one realm; and the corn-fields forest-high, the mighty mastiffs, the monster cats, the tower-like men and women, of the other.

这个长句长达152个词,是前面《沙丘之子》节选片段的两倍!但是它的主要意思很简单,就是说简认为童话中的精灵已经找不到了,但巨人国和小人国却是真实存在的。只要读者能够分辨主句与从句,跳过描述性细节,也不会影响对核心内容的理解。

有一定英文阅读功底的读者都喜欢略读,可是碰到了《沙丘之子》这样以短句为主但是隐藏信息量大的小说,却会发现略读可能带来欲速不达的效果:因为读得太快,一下子跳到了下一句,错过了关键词,又得回头再读,最终不仅没有提高阅读效率,反而拖慢了整体进度,事与愿违。

因此,判断一本书的阅读难度,不能仅仅依赖基于文字分析的蓝思指数。一本书的背景设定、叙事风格以及主题深度,都会影响阅读难度。同样,读者的阅读习惯和经验也至关重要。喜欢阅读英语文学经典名著的读者对于篇幅长、信息密度较低的书可能游刃有余,但是面对短句多、信息大的作品时,需要放慢阅读速度,才能保证阅读的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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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冬季剪影

慢游记,细细品味东京冬季街头的宁静与文化底蕴。

(一)

十二月份的东京没有了往日的喧嚣显得特别的宁静。除了在游客密集的观光区,看不到什么圣诞节的气氛,只有日本人民在张罗准备庆祝他们传统新年的彩灯。

秋色已过,上野公园的荷塘里只剩下一些断梗、残荷和干枯的莲蓬,不知尚可入画?秋叶不再,除了一两株黄叶还没有落光的银杏树。不忍池上碧波涟涟,柳树还青,几只白冠鸡游过。

到了东京大学,伊东忠太设计的正门低调简朴,上面找不到任何牌匾,我心里嘀咕是不是司机送错了地方。走了几步便找到了著名的銀杏並木,可惜已经大部分的叶子早已落尽,连地上的落叶都被扫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一株还顶着半树叶子的银杏,在阳光下金灿灿的,为学校的名声尽最后一份力,成为为数不多的游客的留影模特。

安田讲堂是东大的标志性建筑,被誉为现代哥特式风格的经典之作。这座红砖建筑庄严而宏伟,其正面的钟楼设计能看出剑桥大学塔门(Tower Gate)的影响,展现了东西方建筑风格的融合。令人不解的是石头正门上坑坑洼洼的,黑黄不齐,墙角还有两丛狗尾巴草,一副历尽沧桑的样子,感觉得有几百年的历史,咋一看还以为是从欧洲哪运过来的。但仔细观察下,发现它和整个讲堂的建筑设计是融为一体的,只是用的材料不同而已。为什么这个拱门显得如此突兀?这还得归咎于1969年的东大学生动乱。当时的学生攻占了安田讲堂,用燃油弹等自制武器对抗平乱警察。现在的资料里还能看到当时安田讲堂烈火熊熊的景象。动乱平息后,安田集团出资赞助了讲堂的修复,也许是想留下历史的痕迹让后人反思吧,这损坏的石门就这样保存了下来。

(二)

自从看了《Lost in Translation》,就对夏洛特坐过的那扇鸟瞰东京的落地窗恋恋不忘,只是Park Hyatt Tokyo的高昂房价让我每次都望而却步。今年他们闭门装修,连个机会都不给了。这次趁美元走强,机缘巧合有幸入住了王子画廊酒店。这是一家位于千代田区的高层酒店,所有的房间从三十层起。酒店的大堂位于位于三十六层,也是纪尾井塔大楼的最高层,走出酒店电梯,映入眼帘的就是那红白相间的东京塔,被镶嵌在两层楼高的巨大落地窗内,不愧是欧洲罗克韦尔集团的大师设计。酒店提供360度的全景视野,无论是在餐厅、休息室,还是客房中,都能一览东京的城市风貌。每个客房都备有超大的落地窗,宽敞的窗前座椅足以供两个人同时舒舒服服地躺在那里看书。床铺的设计高度与窗户齐平,躺在床上无需起身便可欣赏窗外的美景。在这样的房间里,睡觉时不关窗帘也罢,就让朝阳将自己唤醒吧。倒时差的我目睹了夜色是如何一丝一丝的褪去,晨曦又是如何一点一点的来临,直到旭日冲上了第一座高楼,将城市骤然唤醒。

(三)

来日本旅游,不得不谈的是饮食。对下午茶、咖啡和糕点情有独钟的我最惬意的事莫过于在异国他乡享受一杯香浓的牛奶咖啡了。

纪尾井塔大楼里有一家法式咖啡糕点店La Précieuse,他们的糕点和咖啡饮品可谓双绝,成为我每日必访的场所。我品尝了其中四种甜点,都是精致无比,口味上佳。其中最为惊艳的是一款蜂蜜和开心果为原料的慕斯蛋糕,入口即化,唇齿生芳,回味无穷,和他们香浓可口的拿铁成为绝配。

如此精美的糕点是不宜贪食的,吃多了吃腻了反而扫兴。我每次就点一份甜点和一杯拿铁,在那里慢慢享用,每口都细细品尝,希望时间能过得再慢一点。

来咖啡店的顾客大多数是日本女性,通常就是一对闺蜜,还有就是情侣,像我这样的外国人不多。咖啡店给了我一个近距离观察东京老百姓生活的机会。日本女性穿着稳重得体,她们偏爱毛衣、毛呢大衣和长裙,色调以素雅为主,搭配淡妆,几乎看不到牛仔裤或是大红大紫的鲜艳服装。于此相比,美国人的穿着就太为随意,甚至不修边幅了。发型上,她们几乎都会留刘海,仿佛成了一种独特的标志,彰显出独属于她们的时尚美感。

注重隐私和公共礼仪的日本人在咖啡店里说话大多数都轻声细语,但也有例外。我隔壁桌的那对年轻闺蜜聊得兴起,嗓门有点大,嘻嘻哈哈的,她们的欢乐也感染了我。

(四)

作为一名书虫,我每次旅行都少不了拜访当地的书店,因为书店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城市文化的缩影:它的密集程度、顾客的人流量、新书的发布动态以及藏书的种类,都有助于了解这座城市的文化气息和发展状况。

我在东京大学附近歪打正着地撞入了一家古书专卖店,店面很小,除了日文书(对此我是一窍不通)外,还让人惊讶地收藏有大量的中文书,从近代到清朝年间,名目繁多。它的镇店之宝不乏有清朝年间出版的史书,包括光绪九年出版的《玉海》和雍正年间的《明史稿》。这些古书的价格自然不菲,标价高达一百多万日元!

光顾的第二家书店也是误打误撞。在去银座著名的文具店伊東屋的路上,我注意到对面有家“教文館”,不识日文的我还以为就是普通的书店,进去一看发现里面陈列着大量的基督教书籍,才知道这个“教”字不是“文教”的“教”,而是“基督教”的“教”。它的英文藏书也不少,特别是哲学类,居然有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全集。

但这些都是小书店,我在东京地铁站附近找到了书虫的天堂:丸善旗舰店。丸善,作为一家百年历史的书店和出版社,从创始初期就以进口洋书、追求世界知识为理念,成为了外文读者的福音。这家旗舰店共有四层,外文书籍都在第四层。除了政治、经济、管理等热门学科外,丰富的哲学类藏书是它们的一大亮点,整整一排的哲学书,不仅有英文的,还有德文,让读者可以直接读到德语原版哲学著作。

总体来说,东京书店的人文气息浓厚,每个书店都有各自的特色,大胆引进它们专注的领域的书籍,而不是一些什么都有、什么又都不全的泛泛之辈。

(五)

从小看日本动漫长大的我来日本自然要去朝拜一些动漫圣地。上次去的日本棋院是我对《棋魂》的一个交代,也算是对我小时候崇拜的日本围棋的致敬。

因为动画电影《你的名字》的轰动,本不起眼的须贺神社成为了国际动漫迷的一个新的圣地,片尾男女主人公在此地差点又一次擦肩而过,还好电影给了粉丝们一个温馨的结局。这次我也加入了那些前来朝圣的动漫迷们,去寻觅男女主人公的足迹。

从车站出来,循着手机地图走街串巷。这是一片住宅区,街道狭窄,只可供一辆车通行。街道上基本没有什么行人,人行道收拾得干干净净,连片落叶都没有。这里的房子大部分是一户建,虽然是独栋,但是面积都不大,一户接着一户紧挨在一起。有的车位小到停一辆车还得露个车头或是车尾在外面。家家户户大大方方地将姓氏或是全名刻在外墙的木牌上,除了方便邮递员之外,同时也体现了一种对传统和家族传承的尊重。

很快就来到著名的那座台阶了。很多动漫迷在此已朝拜多时,他们兴致勃勃地轮番上阵,或自拍,或合影。我没有耐心排队,只随意找了个角度匆匆拍了一张。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们肤色各异,汇聚在这里,语言不通,但是心有灵犀,都是为了一部电影而来。这就是一部成功的动画电影的力量,它可以跨越国界与文化,让不同背景的人们因为男女主人公的命运而产生共鸣,分享这份感动。

我的东京冬季之行,不是为了打卡,而是试图更深入地感受这座城市的日常生活。没有了头两次来日本时的新鲜与激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熟悉而放松的亲切感。这一次,我更愿意慢下来,细细品味东京街头的宁静与独特的文化底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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须贺神社

老一辈的智慧

我有一套青花茶具,已经跟随我十几年。它并非贵重之物,但也还好看,只是茶杯里结了一层茶垢,洗也洗不净,仿佛是一层岁月的积淀,即便是洗碗机的力量也束手无策。因此它被我搁置在一旁,尘封了许多年。

这次母亲来探亲,翻出那套尘封许久的茶具,端详片刻,连声称赞说好看,问我为什么不拿出来用。我苦笑着摇头,把杯子递到她面前,指着那层顽固的茶垢说:“你看这茶垢,洗不掉了。”母亲微微一笑,说:“我来试试。”我拦住她:“妈,真没必要费那个劲。这茶垢很多年了,我连洗碗机都没辙。”母亲却坚持,“你别管,让我试试。”我也没放在心上。

母亲已步入七旬之年。她生性好学,曾在台式电脑的年代里与时俱进,却在网络和智能手机的浪潮中显得有些措手不及,在网络上买东西都要叫年轻人帮忙。几天前,她尝试用手机订机票,忙活了大半天还是搞不定,最后又得找社区的一个年轻人帮忙。我有时心里暗暗感叹,就连母亲这样好学的老人家终究也被时代给淘汰。

一个星期后,我都忘了茶具的事。这天母亲欣喜地告诉我:“那套茶具的茶垢洗掉了!”

我将信将疑地跟着母亲来到厨房,只见那套茶具静静摆在台面上,杯中的茶垢不见踪影,仿佛一件新出窑的艺术品,光泽流转,质地如初。

“妈,你是怎么洗掉的?”我诧异地问。

“没啥,就是拿家用碱多洗洗就洗掉了!”母亲轻描淡写地说。

我仿佛看见母亲在池子前用碱水反复擦洗着杯子,一遍又一遍。

我突然想起许多年的一件事,那时的母亲大概就是我今天的年龄,我的奶奶来我们家做客,她是个农民,她一辈子住在农村,大字不识,只会说方言,我和她基本无法沟通。

当时我们家的厨房里有一个木质的大锅盖,和烧菜的铁锅正好大小吻合,像是量身定制的,盖上去严严实实。锅盖用了很多年,又黑又脏,洗不干净。因为它实在太好用了,舍不得扔掉,就这样,它见证了家中无数饭菜的诞生。

这天我回家,发现厨房里有一个崭新的木锅盖,一开始还以为是家里新买的,后来才知道其实是奶奶所为。她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把那个老锅盖洗得焕然一新。母亲看到时也是非常吃惊。在她眼里,奶奶是被时代淘汰的落后生产力的代表:她不会用电视,没见过冰箱,对新技术一窍不通,然而她用最古老最简单的方法,加上一点点的执着,做到了下一代人做不到的事。我想,那天的事也许让母亲反思了一下,正如今天的事也让我好好反思了一下。

有的时候,拙能胜于巧,如果能加以一点“土土”的执着。也许这就是老一辈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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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非典型爱情故事──重温《Lost in Translation》

从东京回来,一直沉浸其中,拿出老片《Lost in Translation》重温了一下,非常应景,看罢不写不快。(如有可能,赏文时建议打开影片的配乐,Air乐队的《Alone in Kyoto》)

设定

Sofia Coppola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在东京居住了很长的时间,她写这个剧本的初衷是要拍一部关于东京的电影,所以是先有了设定,才有了故事。对于她来说,东京就像《Blade Runner》里的世界一般魔幻,她要把自己当时那种半梦半醒的状态带给观众。Scarlett在采访中说到她的整个拍摄经历就是一种倒时差的状态。因为工作时间长和时差关系,她感觉总是很累,迷迷糊糊的,不用刻意表演就把那种精神状态呈现出来了。

影片里拍摄了大量东京的镜头:街道、人流、新干线、霓虹灯、寺庙、酒店鸟瞰的景色等等,好似东京的旅游宣传片。它所有的日语台词都不给翻译字幕,让观众亲身体验那种语言不通的感受。男女主人公的孤独感被表现得淋漓尽致:不论是熙熙攘攘的人流还是宁静的寺庙,虽然他们身处其中,但总是一个局外人,默默地观察着这个世界。

主题

《Lost in Translation》,大陆将它翻译成《迷失东京》,而在台湾它被译作《愛情,不用翻譯》。这到底是一个迷失的故事,还是一个“东京爱情故事”?

Sofia在纪录片The Making of Lost in Translation里给影片的主题下了定论,她说人们总是在寻找心灵上的联系,却往往感受不到心心相连的感觉。

The whole movie is about trying to connect and not feeling connected.

Sofia Coppola

在东京这个孤岛上,最接近的人之间却失去了心灵的交流。Charlotte和新婚的丈夫来到东京,貌合神离的关系让她感到更加的孤独。Bob和他太太的电话对白就像和秘书安排工作似的,显得生分。两个孤独的陌生人在人群之中发现了彼此心灵的火花,但是这个火花却无法发展成炙热的恋情,也许是年龄的差距,也许是世俗的束缚,两人小心地看护这火花,既不敢让它烧起来,又怕它熄灭了。他们之间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爱情,可以一起躺在床上谈人生,可以相互凝望不说话,这种默契超脱了年龄,超脱了阅历,所以说是一个非典型爱情故事。

Charlotte和Bob

迷失和自我发现

作为影片词眼的“迷失”贯穿全片。Bob正值中年危机,而和Charlotte面临的是刚刚踏上人生的迷惘(beginning-of-life crisis),这其实是Sofia自身的经历和体验,当年的她也是新婚伊始不知道婚姻将会何去何从,也不知道自己应该从事什么。

《救猫咪之独立电影》将本片划分为人生变迁类(rites of passage)。此类影片都会面对一个人生问题,最后发现只有接受现实才能向前,所以看似主人公回到了起点,但其实他们已经完成了一次自我发现(self-discovery),一次蜕变,是螺旋线式的前进。在他们吻别之后,Charlotte在人流中的步伐显得坚定,而Bob踏上了回家的路,街上的霓虹灯如同他刚来的时候一样的绚丽,只是这次不是黑夜,而是旭日初升。

王家卫

《Lost in Translation》剧照
《Lost in Translation》剧照
《花样年华》剧照
《花样年华》剧照对比

Sofia在短短二十秒的奥斯卡获奖感言中感谢了王家卫的作品对她的启发,可见王家卫对她的影响之大,特别是她钟爱的《花样年华》。片尾Bob和Charlotte的耳语显然是树洞的翻版。其实这段戏在原剧本里是没有的,就像《花样年华》的拍摄一样,Sofia和演员在拍摄中加入了大量现场发挥的表演。Sofia让饰演Bob的Billy在Charlotte耳边耳语,具体说了什么完全是Billy的发挥,至今也没有人知道,因为剧组一致认为不知道最好。Sofia说,这个是Bob和Charlotte他们俩的秘密。

影片对眼神刻画之细腻在快节奏的美国影片中难得一见,除了王家卫的影响,也是Sofia作为女导演的独树一帜。很多台词在眼神之间传达,不需言语,欲言又止,更能表现两人之间的暧昧。十七岁的Scarlett清新自然,没有表演的表演将眼神拿捏得精准到位。

What If

看到影片结尾,相信大家都会问一个what if的问题,what if Bob真的留下来了?就像《花样年华》里,如果苏丽珍及时赶回来,如果苏丽珍在新加坡找到了周慕云?或者是“爱在三部曲”里,如果Jesse和Céline在维也纳就决定在一起,如果六个月后他们如期赴约… 正是因为这些what if带来的悔恨,我们才会将看完影片很久之后还在为男女主人公擦肩而过的命运而惋惜且念念不忘。《La La Land》的编导干脆爱心奉献,给观众上演了一个长达八分钟的what if的平行世界来作为影片的结尾。

只能说,“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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