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笔 • 以笔领英

养猫记

一段等了四十年的缘分，西伯利亚森林猫 Milo 的治愈成长手记

我和猫的缘份始于儿时的一天。

那天放学回家，听见楼下树后传来微弱的猫咪叫声，绕过树干我惊喜地发现树根那蜷缩着一只眼睛还未睁开的小奶猫。我欣喜若狂地用双手托着它一口气爬上了五层楼。回到家中，母亲也很惊讶，弄来了牛奶试图给小猫喂进去，可惜只喂进去一点，其他都流掉了。小猫一个劲地叫，用爪子在空中比划。从来没有养过宠物的我在一旁守护着它，不知无措。到了晚上，母亲很现实地告诉我不能收留小猫，要我把它送回去，还给猫妈妈来抚育它。在那个我们自己还吃不饱肚子的年代，养猫是不敢想象的奢侈。我极不情愿地将小猫送到了楼下的树根子旁，转身上楼之际我的眼镜上起了层湿润的雾气。第二天再去那里，小猫不见了，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它，但是它在我心中留下了一个永远的位置。后来养猫的冲动渐渐淡去，但是偶尔耳际又会响起幼猫微弱的叫声，而心里的这个空白却始终在那里静静地等待被填上的一天，只是我没想到这一等就是四十年。

转眼我成家立业已经二十几年，我们依然是一个无宠物家庭——工作育儿已经很忙了，而且我们这代人没有养宠物的习惯。可不知小女从哪里萌生了一个养猫的愿望。一开始以为她就是心血来潮罢了，可是发现她真的是很坚持，时常转发猫咪可爱的视频试图来感化我们。一开始我们以不耽误学业为由拒绝了她，后来她被心仪大学录取，背井离乡，远赴东海岸求学。我们想也许养只猫咪作为她的陪伴也未尝不可。于是我们找到了一家波士顿郊区的西伯利亚猫舍。猫舍主人提供了两只猫咪让我们选择，其中一只叫Milo的毛茸茸的灰色幼猫，有着一双宝石般透亮的淡蓝色大眼睛，脸上带着一丝我见犹怜的忧伤神情，一下子便俘虏了我们的心。

经过几个星期欢欣的期待，我们终于把Milo接回了女儿刚刚置办的小家。一打开猫笼，小家伙就迫不及待地蹿了出来，一点也不怕生。他将新领地仔仔细细地视察了一圈，然后就大模大样地一屁股坐到了我怀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声响，让女儿嫉妒得不行。

第二天一早，我们打开卧室的门就看见Milo趴在正对着门的椅子上已经恭候多时。他好像多年没见到亲人似的在我们面前翻来滚去，激动异常。小家伙啊，我们素不相识，这才认识一天，你就把我们当作你的亲人了。那一刻我似乎明白了为什么女儿这么执着的要养猫，我身上的一个隐藏深处的开关突然被开启，我懂了。

从此之后，我们的世界里就多了一个小生命。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们亲眼可见地看到Milo一天天的成长，我们之间的默契也在不言中滋长。

第一次给Milo喂猫罐头，他情不自禁地发出欢愉的声音，一边吃一边哼哼，把一美元的猫罐头吃出了米其林三星的感觉——估计猫舍主人平时给他们喂的都是干粮。他对吃的热情让我们既好笑又羡慕。每到饭点前半小时他就开始坐立不安，绕着我们打转，或者趴在自动喂食器那静静地等待（具体看是那一顿饭）。一听到我们开罐头的声音，不论在房子的那个角落，他都会一路飞奔而来，因为速度太快都停不住自己的身形，像赛车一样在地板上做侧滑，爪子和地面摩擦发出尖锐的声音。我们做菜的时候，他端坐在案板旁。我们将每个食材都让他先闻一下，供“猫大厨”鉴定。碰到他喜欢的食材，比如青菜叶，他叼起就跑，找到一个安全的角落慢慢享用，深怕我们和他抢似的。

当然，养猫新手难免会犯错误。一天女儿正要离开宿舍，Milo突然蹿了出来，想溜出家门。女儿情急之下赶紧关门，却把他的头夹了一下。惊慌失措的她赶紧打电话给我们，在电话那边泣不成声。我们赶紧将Milo带到兽医那做检查。其实Milo自己还好，被夹后没有激烈反应，医生检查也表示一切正常，可是小女还是自责了好几天。她这辈子第一次有了需要她关心照顾的生命，完成了从依赖者到被依赖者的转变，也让我们甚是欣慰。

和Milo在一起最温馨的事情莫过于看他在我们身旁睡觉。他个子还小的时候会蜷在我们身后的椅子上，或是趴在我们的笔记本电脑后面。转眼间他已经长成一只十三磅的威风凛凛的西伯利亚森林猫了，椅子已经容不下他和我们共享。他依旧中意笔记本后的位置，只是他现在的身长已是两个笔记本的宽度，如果伸一个懒腰的话更是要占据半个餐桌的桌长。可是他依旧觉得自己还是那只长不大的幼猫，依旧和我们隔着屏幕捉迷藏，把爪子伸到键盘上瞎挠一气。

后来我们发现，我们打盹的时候Milo会在旁替我们站岗放哨，同时又保持一定距离，或是在墙角处，或是在沙发后面。一开始我们都没有留意，日子长了才发现他是真的是在保护我们。有时我们会偷偷睁开眼，看见他在远处表情严肃的盯着我们，让人想起电影《Project Hail Mary》里的外星人Rocky，不由忍俊不禁。

Milo除了假期探亲，大多时间都是和女儿在LA那所不算大的公寓里生活。他的生活简单平淡，但对他来说这就是他的世界，他用全身心地体验生活中的每一刻：不论是他心心念念的一日三餐，或是屋子里偶尔飞进只小虫子的惊喜，还是在梦中抓到了小鸟的激动，或是在阳光明媚的角落打盹。看到他是如此的知足，也不由让我们感到岁月是如此之静好。原来这就是有猫陪伴的感觉，儿时心里留下的那个空白在某个不留神的时候已经被填得充实，我的耳际再也不曾响起那只幼猫的呼叫声……

An adult Siberian cat — Milo, almost two years old

台北：远与近

而现在，

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

我在这头，

大陆在那头。

余光中先生在《乡愁》中把浅浅的海峡看作是他一生的遗憾，其实对于在福建长大的我，渡过这浅浅的海峡也未尝不是我的夙愿？

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台湾就在海峡的对面，以至于天真地把闽江对面的仓山错以为是台湾。那时福州的孩子都听说过日月潭，也知道台湾的水果最香甜，我们都会唱《阿里山的姑娘》，知道阿里山的姑娘美如水，阿里山的少年壮如山，但也就是仅此而已。

八十年代的中国渐渐从封闭中走出来，作为近水楼台的福州开始拥抱台湾流行文化。起初是邓丽君的歌，父辈们的三洋录音机里总是在播放那甜美的歌声，为那个尚不多元的年代抹上一层亮色。后来我们步入青少年时期，成为台湾流行音乐的狂热追随者：从齐秦、小虎队到周华健、张雨生、孟庭苇，时隔多年，这些名字我们依然如数家珍，还有台湾电影、琼瑶剧，甚至是溜溜球——那阵子，我们误以为自己和台湾其实离得很近很近。

那时的我们刚刚过了温饱线，还在向小康迈进，可台湾已经是亚洲四小龙之首，正处在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我们和台湾的差距超过了两个年代。随着1987年两岸结束38年的隔绝状态，我们渐渐接触到来福建的台湾人，包括我的一个远房亲戚，也开始体验到我们在这个鄙视链中的地位。

母亲所在的福建医科大学为台湾人设立了医师培训班，来学习的台湾“学生”（大多是牙医行业的中年人）礼貌又客气，带来了各式各样的零食与特产给我们。我印象特别深的就是台湾泡面——沙茶面、牛肉面、担担面、素面——各种口味。泡面自带汤料包，有的甚至配有整块牛肉，在水里煮热之后加入汤面一起食用，在当时看来简直是奢侈的享受。势利一点的亲戚开始讨好那个远房亲戚，希望能拿到些好处。即便是当时还在读初中的我也隐约能感受到，对方礼貌客气之下似乎带着一点距离感。

那时的我开始接触计算机编程，用的是Apple II。一次一位台湾学生问要不要送点东西给我，不懂人情世故的我张口就说我想要一台电脑。他吃了一惊，问你要的是计算器吗？我说不是计算器，是电脑，可以编程序的。这位台湾学生死活不肯相信，在他眼中如此落后的大陆，我一个初中生居然已经开始用电脑编程。于是他固执地认为我搞错了，送了一架计算器给我。我虽然有些失望，但是我们确实穷啊，欣然收下一架计算器就很知足了。

那时台胞可以来福建，可是福建的还是去不了台湾。所以虽然我们听着是台湾流行音乐，看的是他们的电视剧，吃的是他们的泡面，但是那浅浅的海峡依旧是拦在面前难以逾越的鸿沟。台湾，说远也近，说近也远，随着我的人生轨迹的迁移，它也慢慢地淡出了我的视野。

二十多年光阴转瞬而过，我想，是时候去一趟台湾了。只是这一次，我没有跨越海峡，而是从西雅图“漂洋过海来看你”。航程六千英里，在机舱里一点点被缩短；屏幕上的距离数字不断跳动，台湾由远及近，不再是一个概念，或是电脑屏幕或影视里那个缩影，而是飞机上能看到的具体而清晰的万家灯火的地方。

我们下榻在信义区的寒舍艾美，一出酒店便有恍若在东京的感觉：从寒舍艾美到台北101一路上是繁华的商业区，每一座大楼都是一体化的商城，街区与建筑的规划带着浓厚的日式都市气息。街道整洁干净，连人行道上的落叶都被扫得干干净净，加上满大街的7-Eleven，真的是东京味十足。可是一拐进旁边的小路我就恍惚回到了故乡福州：狭窄的街道，成排的电瓶车，夹道而立的商店和招牌。走进一座大楼的通道，地上铺的瓷砖已经支离破碎，满是岁月的痕迹。夜市里，有长长的走不到头的小吃街。我在那里品尝着久违的福建小吃时，竟有了时空穿梭的错觉。

正值一月份Alex Honnold徒手攀爬台北101，让本来已是世界知名建筑的101热度爆棚。Alex登楼的一角用障碍围住，以免好事者模仿。我公司办公室也在信义区，就在101对面的一座商用大楼的40层，却也只能看到101的腰部，更凸显了它的高大。除此之外，附近的象山也是拍摄台北101的好地方。它是一个不大的小山坡，上面有些道馆和人家，郁郁葱葱。

走出商业区，我们去的几个台北著名景点都彰显了中华文化：台北故宫博物院、国父纪念馆，以及中正纪念堂一带的大剧院与音乐厅，皆为中式宫殿风格的建筑，琉璃飞檐，庄严宏伟。市区的公园里，假山、九曲桥、拱桥、长廊与湖心亭错落其间，走着走着我忘记了自己是在台北、上海还是福州。虽然知道台湾和我们同根同源，但是只有身在其境，才能切身感受这种一衣带水的亲近感。

到了台北怎么能不去国立台湾大学？上次去东京大学我已经见识了它的低调，台大也是如此。他们的西门连一个校牌都没有，还好辛亥路的老校门还在，可以打卡一张：矮矮的石头门，上面从右向左题的金字“国立台湾大学”。台大的椰林大道和东大的银杏并木一样闻名，除此之外还有桃花心木道。各大高校似乎都对自家的主干道引以为豪，正如母校清华大学，那条白蜡树夹道的南北主干道（现名学堂路），也是我们一生怀念的情结。

在这早春时节台大校园里更引人注目的是杜鹃花，白的红的粉的开遍了校园，让我想起在福州八中时学国画，谢馥生老师让我画杜鹃花，可惜我杜鹃花都没见过，硬着头皮对着画谱上生搬硬套，自然笔下有失真确。现在看起来古人的画谱的确捕捉到杜鹃花的真谛。西雅图也盛产杜鹃，可是品种不同，那里的杜鹃花可以长到一座楼高，花大叶茂，缺少亚洲杜鹃清秀淡雅的韵味。

在台大，岁月的痕迹处处可见：满墙的爬山虎，教室的纱窗，剥落的墙皮。在校史纪念馆一角，木窗土墙，墙灰落了一窗台。低调的台大并没有刻意去翻修或是建高楼，而是让它们自然而然地呈现原有的面貌。毕竟，一所高校的名声不在于它的建筑有多么宏伟，而在于它的人——深厚的师资力量，校园里优秀的学子，以及那些在各行各界建功立业的校友们。

在台北四天的短暂之旅，了却了我半生的夙愿，也让这座城市从遥远的想象变成具体的存在。它是一座现代化的都市，又不失浓厚的烟火气。在这里，我读到了历史留下的和风余韵，感受到了与闽南故土的一脉相连。而穿透这些表象，深藏在城市肌理最深处的，终究是那份华夏文化之根。

注：本文的编辑版发表于《福州晚报》的《兰花圃》副刊。

意料之中的意外——邂逅在爱丁堡艺穗节

久违的长假开始，我和同事匆匆一句“Carpe Diem”，便开始了我的征程。

我的第一站是Meta的伦敦办公室，我们人工智能研究室在那设有团队。

“你打算去哪儿度假？”同事问我。

“爱丁堡！”我回答。

“哦，是去看艺穗节（Fringe）吗？”

“什么艺穗节？”我从未听说过。

她做了些解释，但我因倒时差也没认真听，只记得那是某种大型节日。

两天后，我抵达爱丁堡。从小火车下来，我顿时愣住了：“天啊，这些人都从哪儿来的？”只见海报铺天盖地，人潮从四面八方涌来，我被挤在原地动弹不得。“这就是所谓的艺穗节吗？”

回到酒店，我上谷歌搜索，果然：“爱丁堡国际艺穗节（Edinburgh Festival Fringe），简称艺穗节，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表演艺术节。”而我恰巧赶上了它的尾声，周六即将落幕。难怪酒店早就一房难求。

可这并不是我期待的！我憧憬的是一座静谧的苏格兰小城，我独自沿河岸散步，在山顶凭风而立。如今拍照都避不开人群，走路得小心不要撞到人，特别是在著名的皇家一英里大街，真的是寸步难行，比我今年在中国见过的人潮还要多。要知道爱丁堡常住人口只有五十万，而艺穗节一个月竟能涌入三百万游客！

我觉得被骗了，但也不知道是被谁骗了。于是我调整行程：晚上留在酒店，清晨外出观光，避开皇家一英里大街。这样确实是清净了些，但是我仔细琢磨一下，觉得不甘心：“旅行不就是为了发现新鲜事物吗？为何不换个角度想想，既来之则安之，这些满街的海报，总会有些有趣的演出吧。”

于是在艺穗节的最后一天，我上网查询节目单。在我还在为“被毁的旅程”郁闷不已的时候，很多演出已谢幕，所以选择有限。最终我挑出三个候选。排在第一的是好莱坞编剧 Michael Jamin 的独角戏《纸乐团》（A Paper Orchestra）。我没听说过他，因为很少看情景喜剧，不知道他写的大名鼎鼎的《King of the Hill》，但是我很好奇：编剧会如何在舞台上讲故事？

三小时后，我坐在一个被黑布隔成的小剧场里。Michael走到聚光下，他唯一的道具是一张凳子。他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是自己童年在柔道班上被羞辱的经历，另一个表面上说的是一位已故邻居的事，其实是对人与人关系的反思，尤其是自己与女儿的关系。情景喜剧编剧写的故事自然风趣幽默，同时他大方地把自己脆弱的地方和观众分享——羞辱，爱和悔恨，让在你笑过之后走出剧院之后还在回想。作为一位有着大学生女儿的父亲，我对第二个故事感同身受。Michael做到了讲故事的最高境界，就是“无故事”——在那昏暗的小剧场里，讲故事的人消失了，观众们亲身经历了他的过去。

演出结束后，我正准备离开剧院接着我的旅行，却看见 Michael 站在楼梯口，亲自向每位观众道谢。我突然感到一个使命，于是把自己i人人格暂时踢到一边，找了把椅子坐下等Michael。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没有坦白交代我选择他的演出的最大动力，其实是因为我的女儿Emma，她就读于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立志成为编剧。而我对娱乐行业一无所知，也毫无关系网，所以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让我走近好莱坞编剧。

终于等到Michael对所有的观众一一致谢完毕，我走上前，告诉他我很喜欢这场演出，接着脱口而出：“你知道吗？我女儿正在南加州大学学编剧。”话说出口，我却愣住了：接下来该说什么？我当然知道不能冒昧请他评价别人的剧本。要不要请教一些职场的建议？幸好Michael没让我尴尬太久，他告诉我Emma可以观看他免费的编剧网络讲座。

“不错，孩子他爹，你至少拿到了一条有用的信息。”我暗自鼓励自己。我注意到旁边的柜台在售卖与演出同名的他的新书《纸乐团》。看了刚才的演出，我已确信他确是一位杰出的讲故事的人，与其盛名相符。我想，这本书我和女儿应该都会喜欢。而且我还有一个好点子。

我买下一本《纸乐团》，排队等待签名。轮到我时，我对Michael说：“你可以给我女儿一个签名吗？我觉得这会对她很有激励。”Michael 欣然答应，写下：“From one screenwriter to another. Let’s do it!”（“从一个编剧到另一个编剧，加油！”）我捧着这本书走出剧场，没有比这更好的纪念品了！而门外阳光明媚，真是美好的一天！

旅行的意义在于新的经历。无论计划得多么周全，总会冒出意料之外的插曲——而有时，那正是一份上天安排的礼物。所以说，意外，其实是意料之中。我原是为了那苏格兰古堡和山丘而来，却意外走进了一场演出，发现了一本新书，还遇见了一位好莱坞编剧。这不正是旅行的真谛吗？

English version The Expected Unexpected — an Edinburgh Fringe Story

附：推荐我下榻的Kimpton Charlotte Square Hotel, Edinburgh.

生活不止有诗和远方，还有眼前的苟且

Pixar动画大神Pete Docter在Inside Out的辉煌成功后事业达到了一个顶峰，本以为自己会感到一种人生完整的幸福感，相反却是一种失落和困惑：人生登顶了，下一步做什么呢？带着这样的疑问，Pete决定探索一下生活的意义到底是什么，于是就有了这部2020年的《心灵奇旅》（Soul）。

《心灵奇旅》中反复出现的名词是spark（火花），去投胎的灵魂只有找到了火花才能获得去地球的通行证。所有的灵魂导师包括冒牌顶替的Joe都把火花误以为是人生的目标。

是的，人生的目标、火花、诗和远方的田野！多么励志的词汇。

有太多人为自己设定了人生的目标，并为此忙碌一生。对于这点患有民族焦虑症的华人都深有体会——我们从小就在为未来而奋斗：小时候努力学习，只为考上一所好中学；中学六年，全力备战那场书写命运的高考；考入名牌大学，又是为了找到一份体面的工作……人生始终围绕着未来打转，而那个所谓的“终极目标”却不断被推延，遥不可及。

也许高晓松老师会说，那不是诗和远方，诗和远方是音乐，是艺术，就像影片中Joe所追求的。当22说她的火花也许就是走路时，Joe对之嗤之以鼻，走路怎么能上大雅之堂呢？那不是诗和远方。

相信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念头：“如果A发生了，我就成功了，一切都会水到渠成，我的人生也就完整了。”这里的A或是拿到终生教授头衔，或是达到财富自由，或是成为著名音乐人等等——各种诗和远方，读者可以自行填空。

Netflix电视剧The Queen’s Gambit里，Beth战胜了苏联13岁的小棋手Girev之后有这样一段的对话。

Girev恨恨地说，“我有一天会成为国际象棋世界冠军。”

Beth问：“什么时候。”

Girev说：“三年后。”

Beth：“三年后你才十六岁……好吧，如果你赢了，接下来你会做什么？”

Girev有点慌张，结结巴巴地说：“我不明白……”

Beth：“如果你在十六岁成为世界冠军，那你这辈子还打算做什么？”

Girev想了片刻，更加糊涂了：“我不明白……”

Girev四岁学棋，七岁就已是地区冠军，心中只有一个目标，就是要拿到世界冠军，Beth的问题他从来没有想过，拿到世界冠军之后的世界是一片空白，所以他“不明白”。

《心灵奇旅》中的Joe在历尽千辛万苦之后，终于如愿以偿地和爵士乐传奇人物Dorothea同台演出。演出结束，Joe惊讶地发现在等了一辈子的这天终于到来的时候，他却没有感受到什么特别的不同。Dorothea轻描淡写地说：“明天我们继续来过。”

Girev和Joe都没有想过，诗和远方之后的世界是什么？

著名节目《临终之时》的主播Ungerleider医生说，人在临终时最为悔恨的事的前五名有：

“我过于专注于未来，而忽略了当下。”
“我工作太多，错过了生活。”

作家Thomas Wolfe说：“We are the sum of all the moments of our lives.” 我要在上面再加上一个词“We are the sum of all the present moments of our lives.” 我们是我们生活中所有当下时刻的总和，这其中根本没有未来；未来只在我们的思维里，它是一个抽象的、可望而不可及的地方。

艺术也罢，国际象棋世界冠军也罢，追求诗和远方本没有错，但许多人把它放到了遥远的未来，一个黄金时代，而当下是苟且，界限分明。在他们心中，当下的苟且的唯一意义是通向诗和远方之路。

高晓松老师的原句是：“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 是的，人们常常看不起“苟且”。什么是“苟且”呢？汉典上的定义是：“只顾眼前，得过且过。” 但我要说，让我们试着拥抱“苟且”吧——“只顾眼前”其实就是活在当下。

大家注意到墨西哥人了没有？在美国的墨西哥人也是勤劳打工的一族，他们从事劳力劳动，干活的时候总是放着欢快的音乐，有说有笑。周末公园里常常能看到他们在和朋友家人一起，踢球，烧烤，晒太阳。要知道墨西哥的人均GDP只有美国的20%不到，可是他们的幸福指数却往往在美国之上。他们是活在当下的代表。

如何活在当下？为此《心灵奇旅》给出一个答案，就是jazzing，这个是22杜撰的一个词。Pete在采访中说到一个故事：一次表演中，爵士乐泰斗Miles Davis的同伴弹错了一个音，吓坏了，可是Miles Davis并没有对这个错音施加评判，而是接受当下发生的一切。他若无其事、将错就错地演奏了下去，加上几个音符，把那个“错误”变成了音乐的一部分。我听到Pete说这个故事的时候，心里不由一震——他从爵士乐里找到了禅！

其实很多人不知道如何活在当下，甚至害怕活在当下，因为活在对未来的憧憬里相对容易——不管现在处境如何，都可以套用歌词里的一句我这是“为找到那片海不顾一切。”一旦没有了那片海的支撑，当下的无聊、苦闷、艰辛、痛苦让人无法接受。诗和远方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兴奋剂也是麻醉剂，它让我们不断前行，但是也让我们忽视了今天的生活。只有我们真正理解到不论当下如何，它才是真是的存在，它的总和才构成了我们存在的四千个星期，我们才能对当下不加批判地去接受它，才能真正地活在当下。

在经过这场失魂、换魂、回魂的遭遇后，那块核桃馅饼在Joe的回忆里也变得更加美味，并不是因为他终于找到了那片海，而是因为他知道了如何去接受和感受生活的每个小的瞬间。

同样在The Queen’s Gambit结尾，Beth战胜苏联国手Borgov之后离开媒体的闪光灯，突然下车来到了一个公园。在那里下棋的苏联老百姓把她团团围住。她坐下，摆好棋局，开始了一局不是为了将来的棋，而是一盘单纯享受走棋乐趣、走在当下的棋！

生活不止有诗和远方，更需要有当下的苟且和拥抱苟且的勇气！

东京·冬季剪影

慢游记，细细品味东京冬季街头的宁静与文化底蕴。

（一）

十二月份的东京没有了往日的喧嚣显得特别的宁静。除了在游客密集的观光区，看不到什么圣诞节的气氛，只有日本人民在张罗准备庆祝他们传统新年的彩灯。

秋色已过，上野公园的荷塘里只剩下一些断梗、残荷和干枯的莲蓬，不知尚可入画？秋叶不再，除了一两株黄叶还没有落光的银杏树。不忍池上碧波涟涟，柳树还青，几只白冠鸡游过。

到了东京大学，伊东忠太设计的正门低调简朴，上面找不到任何牌匾，我心里嘀咕是不是司机送错了地方。走了几步便找到了著名的銀杏並木，可惜已经大部分的叶子早已落尽，连地上的落叶都被扫得干干净净，只剩下一株还顶着半树叶子的银杏，在阳光下金灿灿的，为学校的名声尽最后一份力，成为为数不多的游客的留影模特。

安田讲堂是东大的标志性建筑，被誉为现代哥特式风格的经典之作。这座红砖建筑庄严而宏伟，其正面的钟楼设计能看出剑桥大学塔门（Tower Gate）的影响，展现了东西方建筑风格的融合。令人不解的是石头正门上坑坑洼洼的，黑黄不齐，墙角还有两丛狗尾巴草，一副历尽沧桑的样子，感觉得有几百年的历史，咋一看还以为是从欧洲哪运过来的。但仔细观察下，发现它和整个讲堂的建筑设计是融为一体的，只是用的材料不同而已。为什么这个拱门显得如此突兀？这还得归咎于1969年的东大学生动乱。当时的学生攻占了安田讲堂，用燃油弹等自制武器对抗平乱警察。现在的资料里还能看到当时安田讲堂烈火熊熊的景象。动乱平息后，安田集团出资赞助了讲堂的修复，也许是想留下历史的痕迹让后人反思吧，这损坏的石门就这样保存了下来。

（二）

自从看了《Lost in Translation》，就对夏洛特坐过的那扇鸟瞰东京的落地窗恋恋不忘，只是Park Hyatt Tokyo的高昂房价让我每次都望而却步。今年他们闭门装修，连个机会都不给了。这次趁美元走强，机缘巧合有幸入住了王子画廊酒店。这是一家位于千代田区的高层酒店，所有的房间从三十层起。酒店的大堂位于位于三十六层，也是纪尾井塔大楼的最高层，走出酒店电梯，映入眼帘的就是那红白相间的东京塔，被镶嵌在两层楼高的巨大落地窗内，不愧是欧洲罗克韦尔集团的大师设计。酒店提供360度的全景视野，无论是在餐厅、休息室，还是客房中，都能一览东京的城市风貌。每个客房都备有超大的落地窗，宽敞的窗前座椅足以供两个人同时舒舒服服地躺在那里看书。床铺的设计高度与窗户齐平，躺在床上无需起身便可欣赏窗外的美景。在这样的房间里，睡觉时不关窗帘也罢，就让朝阳将自己唤醒吧。倒时差的我目睹了夜色是如何一丝一丝的褪去，晨曦又是如何一点一点的来临，直到旭日冲上了第一座高楼，将城市骤然唤醒。

（三）

来日本旅游，不得不谈的是饮食。对下午茶、咖啡和糕点情有独钟的我最惬意的事莫过于在异国他乡享受一杯香浓的牛奶咖啡了。

纪尾井塔大楼里有一家法式咖啡糕点店La Précieuse，他们的糕点和咖啡饮品可谓双绝，成为我每日必访的场所。我品尝了其中四种甜点，都是精致无比，口味上佳。其中最为惊艳的是一款蜂蜜和开心果为原料的慕斯蛋糕，入口即化，唇齿生芳，回味无穷，和他们香浓可口的拿铁成为绝配。

如此精美的糕点是不宜贪食的，吃多了吃腻了反而扫兴。我每次就点一份甜点和一杯拿铁，在那里慢慢享用，每口都细细品尝，希望时间能过得再慢一点。

来咖啡店的顾客大多数是日本女性，通常就是一对闺蜜，还有就是情侣，像我这样的外国人不多。咖啡店给了我一个近距离观察东京老百姓生活的机会。日本女性穿着稳重得体，她们偏爱毛衣、毛呢大衣和长裙，色调以素雅为主，搭配淡妆，几乎看不到牛仔裤或是大红大紫的鲜艳服装。于此相比，美国人的穿着就太为随意，甚至不修边幅了。发型上，她们几乎都会留刘海，仿佛成了一种独特的标志，彰显出独属于她们的时尚美感。

注重隐私和公共礼仪的日本人在咖啡店里说话大多数都轻声细语，但也有例外。我隔壁桌的那对年轻闺蜜聊得兴起，嗓门有点大，嘻嘻哈哈的，她们的欢乐也感染了我。

（四）

作为一名书虫，我每次旅行都少不了拜访当地的书店，因为书店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城市文化的缩影：它的密集程度、顾客的人流量、新书的发布动态以及藏书的种类，都有助于了解这座城市的文化气息和发展状况。

我在东京大学附近歪打正着地撞入了一家古书专卖店，店面很小，除了日文书（对此我是一窍不通）外，还让人惊讶地收藏有大量的中文书，从近代到清朝年间，名目繁多。它的镇店之宝不乏有清朝年间出版的史书，包括光绪九年出版的《玉海》和雍正年间的《明史稿》。这些古书的价格自然不菲，标价高达一百多万日元！

光顾的第二家书店也是误打误撞。在去银座著名的文具店伊東屋的路上，我注意到对面有家“教文館”，不识日文的我还以为就是普通的书店，进去一看发现里面陈列着大量的基督教书籍，才知道这个“教”字不是“文教”的“教”，而是“基督教”的“教”。它的英文藏书也不少，特别是哲学类，居然有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全集。

但这些都是小书店，我在东京地铁站附近找到了书虫的天堂：丸善旗舰店。丸善，作为一家百年历史的书店和出版社，从创始初期就以进口洋书、追求世界知识为理念，成为了外文读者的福音。这家旗舰店共有四层，外文书籍都在第四层。除了政治、经济、管理等热门学科外，丰富的哲学类藏书是它们的一大亮点，整整一排的哲学书，不仅有英文的，还有德文，让读者可以直接读到德语原版哲学著作。

总体来说，东京书店的人文气息浓厚，每个书店都有各自的特色，大胆引进它们专注的领域的书籍，而不是一些什么都有、什么又都不全的泛泛之辈。

（五）

从小看日本动漫长大的我来日本自然要去朝拜一些动漫圣地。上次去的日本棋院是我对《棋魂》的一个交代，也算是对我小时候崇拜的日本围棋的致敬。

因为动画电影《你的名字》的轰动，本不起眼的须贺神社成为了国际动漫迷的一个新的圣地，片尾男女主人公在此地差点又一次擦肩而过，还好电影给了粉丝们一个温馨的结局。这次我也加入了那些前来朝圣的动漫迷们，去寻觅男女主人公的足迹。

从车站出来，循着手机地图走街串巷。这是一片住宅区，街道狭窄，只可供一辆车通行。街道上基本没有什么行人，人行道收拾得干干净净，连片落叶都没有。这里的房子大部分是一户建，虽然是独栋，但是面积都不大，一户接着一户紧挨在一起。有的车位小到停一辆车还得露个车头或是车尾在外面。家家户户大大方方地将姓氏或是全名刻在外墙的木牌上，除了方便邮递员之外，同时也体现了一种对传统和家族传承的尊重。

很快就来到著名的那座台阶了。很多动漫迷在此已朝拜多时，他们兴致勃勃地轮番上阵，或自拍，或合影。我没有耐心排队，只随意找了个角度匆匆拍了一张。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们肤色各异，汇聚在这里，语言不通，但是心有灵犀，都是为了一部电影而来。这就是一部成功的动画电影的力量，它可以跨越国界与文化，让不同背景的人们因为男女主人公的命运而产生共鸣，分享这份感动。

我的东京冬季之行，不是为了打卡，而是试图更深入地感受这座城市的日常生活。没有了头两次来日本时的新鲜与激动，取而代之的是一种熟悉而放松的亲切感。这一次，我更愿意慢下来，细细品味东京街头的宁静与独特的文化底蕴。

老一辈的智慧

我有一套青花茶具，已经跟随我十几年。它并非贵重之物，但也还好看，只是茶杯里结了一层茶垢，洗也洗不净，仿佛是一层岁月的积淀，即便是洗碗机的力量也束手无策。因此它被我搁置在一旁，尘封了许多年。

这次母亲来探亲，翻出那套尘封许久的茶具，端详片刻，连声称赞说好看，问我为什么不拿出来用。我苦笑着摇头，把杯子递到她面前，指着那层顽固的茶垢说：“你看这茶垢，洗不掉了。”母亲微微一笑，说：“我来试试。”我拦住她：“妈，真没必要费那个劲。这茶垢很多年了，我连洗碗机都没辙。”母亲却坚持，“你别管，让我试试。”我也没放在心上。

母亲已步入七旬之年。她生性好学，曾在台式电脑的年代里与时俱进，却在网络和智能手机的浪潮中显得有些措手不及，在网络上买东西都要叫年轻人帮忙。几天前，她尝试用手机订机票，忙活了大半天还是搞不定，最后又得找社区的一个年轻人帮忙。我有时心里暗暗感叹，就连母亲这样好学的老人家终究也被时代给淘汰。

一个星期后，我都忘了茶具的事。这天母亲欣喜地告诉我：“那套茶具的茶垢洗掉了！”

我将信将疑地跟着母亲来到厨房，只见那套茶具静静摆在台面上，杯中的茶垢不见踪影，仿佛一件新出窑的艺术品，光泽流转，质地如初。

“妈，你是怎么洗掉的？”我诧异地问。

“没啥，就是拿家用碱多洗洗就洗掉了！”母亲轻描淡写地说。

我仿佛看见母亲在池子前用碱水反复擦洗着杯子，一遍又一遍。

我突然想起许多年的一件事，那时的母亲大概就是我今天的年龄，我的奶奶来我们家做客，她是个农民，她一辈子住在农村，大字不识，只会说方言，我和她基本无法沟通。

当时我们家的厨房里有一个木质的大锅盖，和烧菜的铁锅正好大小吻合，像是量身定制的，盖上去严严实实。锅盖用了很多年，又黑又脏，洗不干净。因为它实在太好用了，舍不得扔掉，就这样，它见证了家中无数饭菜的诞生。

这天我回家，发现厨房里有一个崭新的木锅盖，一开始还以为是家里新买的，后来才知道其实是奶奶所为。她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把那个老锅盖洗得焕然一新。母亲看到时也是非常吃惊。在她眼里，奶奶是被时代淘汰的落后生产力的代表：她不会用电视，没见过冰箱，对新技术一窍不通，然而她用最古老最简单的方法，加上一点点的执着，做到了下一代人做不到的事。我想，那天的事也许让母亲反思了一下，正如今天的事也让我好好反思了一下。

有的时候，拙能胜于巧，如果能加以一点“土土”的执着。也许这就是老一辈的智慧…

东京的盛夏

从东京中城的商场出来，一下子热浪迎面扑来。走下天桥，寻找树荫，可惜树荫也起不到什么作用。热浪从四面八方将人裹在里面，不留一点空隙，毛孔渗出的汗水在70%的湿度下根本无法蒸发。公园树上的知了感觉有成千上万，高高低低，此起彼伏，像是一个由知了组成的管弦乐团在调音。听觉和触觉这两大感官同时间受到冲击，叫人无处可逃，就仿佛不小心错入了一个巨大的还配上大喇叭的桑拿房。强烈的太阳光让人无法抬头，只好低头前行。记忆深处的少年时光猛得被唤醒。这是儿时故乡的夏天的感觉：同样不留情的烈日、话痨的知了和热浪，没有空调和冰箱，但还好有西瓜和漂白粉气味的游泳池。是的，在这样无处可逃的夏日，游泳池也许是唯一的解脱，好想现在就能跳进一个泳池。可惜泳池是没有的，只有一个浅浅的小池塘，水草不少，但不见水鸟，也许都躲在水草深处。几个当地的老人在一个亭子下乘凉，紫藤架子上爬满了绿色的叶子，可是花期已过，只能凭空想象粉粉的紫藤花盛开的景象。沿着池边的青石路绕过池塘，几个青少年在一个小篮球场上打球，似乎这酷夏和他们无关似的。一个小女孩在秋千上笑得无邪，多少年后她也会想起她儿时的夏天。突然胳膊上感到一点凉意，几个雨珠从天而降，马上又不见了踪迹。抬头看看天，想起天气预报午后有雷阵雨，是回酒店的时候了。走上天桥，进入商场，那道玻璃门将酷夏和我的少年回忆隔在了门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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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韩寒

我是一个晚熟的人，什么都慢半拍。开始听Leonard Cohen的歌，结果过几年他老人家就走了。等我开始看韩寒的书，人家已经不写了。

但我相信韩寒不会介意的，毕竟他自己也是张国荣迟到的歌迷。

对了，怎么老把韩寒和已故的名人相提并论，真的不是故意的。

其实很早就听说韩寒，虽然他出道时我已经出国了，但是华人圈里还有哪个不知道韩寒的？只是我有逆反心理，所有被媒体捧红的，出道张狂的人我都不追的，比如说周杰伦。所以说我晚熟嘛，因为逆反心理不能客观地去欣赏别人的作品。

对国事天下事的关心，我也是慢半拍。年轻的时候我不是一个愤青，结果现在成了老愤青。

说看韩寒的书，我指的是他的杂文和散文。他的四本杂文集《杂的文》、《可爱的洪水猛兽》、《青春》和《我所理解的生活》基本是他2006到2012的博文文集。所以我看韩寒的文章晚了十年──我不是慢半拍，我是慢十拍。

韩寒曾经在他的文章里多次抱怨过盗版猖獗和作家收入难的问题，我可以很高兴地告诉韩寒，我买了你的两本纸质书和一本电子书，都是正版的。知道你不缺这点钱，但也要给中文作家道义上的支持！

我知道对于韩寒是否代笔一直是有争议的话题，其实我觉得，不管是谁写的，韩寒绝对是条汉子，至少他当年在采访的时候敢说敢言。

2013年后，韩寒就不怎么在新浪上写博文了，微博上发的多是他拍电影和赛车的事。有人说他是被方舟子打怕了，我觉得韩寒不是这么容易放弃的人，其实他就是掉进流沙里了。碰到过流沙的人都知道那一种力量的强大，陷进去就出不来，再挣扎也是枉然。

这一陷就是八年。

2021年韩寒参加西瓜视频“有一说一”和粉丝互动的节目，粉丝的提问可谓犀利。

“之前你是一个很狂的人，现在怎么成这个样子了？”
“那您算不算是被生活磨平了棱角？”
“你是不是成为了自己不想成为的人？”

对于这些问题，韩寒打起了太极。对于第一个问题，韩寒开玩笑地答道：“那不好吗？你们不喜欢我柔情似水吗？”

“不差我一个。”“忍一忍吧。”

韩寒说他现在的表达仅限于朋友和家人。一个公知作家只能向朋友和家人表达，这是多么的悲哀？

所以，这再也不是“臭公知”的韩寒、意见领袖的韩寒。

当然我没有资本批评韩寒，真的。韩寒当年抨击社会之丑陋，为弱势群体发声，在网络上与众骂战，上电视舌战群儒。我算哪根没洗干净的葱？

我只能作为读者说，韩寒，我理解你的苦衷，但我不喜欢“柔情似水”的你。

2022是一个多事的一年，韩寒，你有什么话要说的吗？

写在北美疫情两周年

作为一位普通北美老百姓，在疫情两周年之际谈谈这两年的亲身经历和感受。

初始

两年前的这个星期，公司开始居家办公。那时的我刚从西班牙旅游回来，还在庆幸自己正好躲过西班牙的第一波疫情，可是没想到北美的疫情接踵而至。当时我的一位朋友从加州飞往西雅图，同航班的有号称西雅图的第一例输入患者，把他吓得够呛。

2020年3月5日，公司把所有对开发流程提供技术支持的技术负责人都召来了，讨论远程开发的效率，我们团队的多年技术积累派上用场了，从虚拟文件系统、代码库下载到远程编译都接受了性能和稳定性的考验，让人欣慰。

虽然开发工具的远程运作上没有问题，头两三个月的居家办公让员工居多不适，视频会议惨不忍睹：带宽不足，网络不稳定，摄像头质量差，大家开会的背景就是一场家庭生活秀，有的人甚至躲到车库或是衣帽间办工。还好公司撒钱，每人发两千美元，用于购买办工设备，网络费用也替我们付了。

当时正是早春，春寒料峭，大家的心头都高兴不起来。超市里开始闹恐慌，首先被一抢而空是厕纸和北美生活必不可少的paper towel，造成了在ebay上厕纸千金的荒谬局面，还有就是消毒用品。超市开始减少营业时间，网络购物暴增，亚马逊的线上买菜服务根本跟不上需求，无数人在零点疯狂地点击购物键，就为了避免去商店跑一趟。还好很快就有程序员送温暖服务，提供javascript脚本下单。

那时大家对病毒几乎一无所知，没有任何保护，人心惶惶。从超市购物或是接到亚马逊的配送之后，我们家都要进行接触面的消毒工作，日复一日，如临大敌。

这个阵痛期的感觉就是surreal。疫情一下子被打破了人类正常的生活节奏，切断了人们之间的纽带，让人非常地无所适从。那种感觉很像是2017年全日食那天的感受，也是surreal的、恍恍惚惚的。当时还是正午，天突然慢慢暗下来，树叶在地面上的影子和往日不同，可又说不出具体怎么不一样，细看有无数个的月牙状的光影；四下里突然间安静下来，动物们也似乎感觉到了和往日的不同。对，就是那种感觉，一种和我们身体里的基因格格不入的感觉。

低谷

之后的几个月，北美社会经过了从对口罩嗤之以鼻，到不带口罩不能进超市的转折。人心趋于稳定，超市货物回归有序，亚马逊的买菜服务跟上了需求，远程办工渐渐成为常态。但是有一个障碍始终无法逾越，这就是让全美家长最抓狂的线上教学！

首先学校和老师基本没有线上教学的经验，突然被赶鸭子上架，勉为其难。学生们在学校里能做到专心听讲就已经不容易了，线上听讲简直是扯淡。一个班的学生就没有一个把视频打开的，老师对着一片黑黑的屏幕，没有任何反馈，怎么教书？在这些关掉的摄像头的后面，有几个学生在专心听讲，还有多少在打游戏，开小差，或是根本人就不在？

不光是学生们，上班一族也是一样的不适应。那些享受公司福利，一日三餐无忧，连洗衣都不用自己动手的年轻打工一族这下连生活都难以自理。他们中很多人单独居住，居家办公切断了和社会连接的一个重要纽带，他们的社交圈子紧缩，成为一个个孤岛，相比之下有家有口的相对好些。长此以往，公司里因为心理原因请病假的例子原来越多，严重的则出现职业倦怠（burnout）的情形。很多公司都增加了心理咨询和心理健康方面的福利。可以说，疫情期间出现了心理治疗师难求的情况，很多心理治疗师或是心理医生的网站都挂出了不接受新病人的告示。

2021年一月份，就在Pfizer疫苗和Moderna疫苗被紧急批准后的一个月，北美迎来了疫情的又一个高峰，以美国为例：单日新增25万，死亡人数累计40万。

所幸的是，疫苗已经批准，春天还会远吗？

转折

2021年mRNA疫苗的研发成功和批量生产的确是这次疫情的重大转折点。我们家四月份开始打第一针疫苗，到六月份孩子也完成了第二针，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内，我们就迫不及待地就开始了疫情后的第一游，奔向疫情初期的重灾区──纽约！

此刻的纽约已经率先从困境中走出，疫情的所有指数都回落到低谷。因为是刚刚开放，纽约的一些景点包括纽约公立图书馆、卡内基音乐厅等还未对外开放，但是餐饮业基本复苏，让我们大饱口福，著名的景点地标打卡不误。九月份，我单枪匹马再赴纽约，决心要把疫情下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把以前没去过的地标给补上，还意外收获了一个瑰宝，在修道院博物馆里流连忘返。十月份，我们和女儿朋友家一起在风景秀丽的山区租了个木屋民宿，拜访了德国风格的小镇。

让无数家长喜大普奔的还得数线下复课：先是选择性返校，到后来秋季全面返校，家长们把孩子们送回学校，泪崩喜庆──再也不用担心孩子在房间里都不知道在干啥了，再也不用被孩子叫去当电脑维修工了，再也不用管做中饭了…

刚回校的学生们的社交机能一开始似乎有些生疏，可是憋坏的渴望谁也挡不住，很快就嬉笑打闹一团，家里终于又能听到学校的八卦消息了──春天真的来了吗？

Delta变种带来的第四波疫情不可避免地来了。有了前面的经验和疫苗接种的推广，虽然Delta变种更为凶猛，但是它的影响较之前那波反而更为缓和，也没有引起医疗系统的奔溃。

十一月份，Omicron来袭，第五波疫情来势汹汹；同个月，加强针开始推广。十二月，我们打过加强针后又耐不住寂寞出行了，在夏威夷过了个海风怡人的热带的圣诞节。旅游总是有风险的，相信科学，做好防范，生活不能苟且。说起夏威夷，不少同事在疫情期间移居夏威夷，短则两三月，长则一年，反正远程办工，在哪不一样？

疫苗研发的成功和接种的推广不愧为疫情的转折点，之后不管是Delta变种，还是Omicron，人心稳定了很多，再不像之前的惶惶之状。科学是抗击疫情的法宝，心态是社会稳定的关键。

回归

北美疫情两周年之际，这第五波疫情也终于也回落了。英国全面解禁，美国社会也逐步解禁。微软等大公司开始迎来员工的回归，我们公司也开始陆续有人回去上班，商务旅行开始复苏。这不，这周伦敦的同事来出差，周五我去了公司，和同事们在两年后第一次共进工作午餐。打开尘封了两年的纸箱子，有两年前的会议记录和当时的日常用品，不禁感概万分。

疫情常态化是否能保持，全球是否还会有更厉害的一波疫情，谁也不知道。生活要继续。祝全世界早日一起走出疫情的阴影！

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
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

龙背上的跳蚤──致叛道者

Outliers，variants，divergents，他们都是龙背上的跳蚤，他们都是叛道者。

（友情提示：本文含有美剧《洛基》、《西部世界》第三季、小说《1984》和电影《飞越疯人院》的剧透。）

有一种人，在英文里被称为outlier、variant或是divergent，他们是那么不合群，那么地与“正统社会”格格不入，离经叛道，反抗专制，却屡屡成为影视小说作品里的主角。我们叫他们什么好呢，不妨称他们为“叛道者”吧。

在漫威今年大热的美剧《洛基》(Loki里，时间犯（variant）就是其中的一员。时间变异管理局为了维护“神圣时间线”，所有引起时间线偏离的人──也就是所谓的时间犯──都被从时间线上“删除”。可惜他们抓错了人，洛基不是寻常的时间犯，作为恶作剧之神的他怎么会肯任由时间管理者排布。他表面配合，实际上一心想揭穿这神秘的时间变异管理局的面纱，并推翻他们的统治。最后真相大白，其实背后的大boss是为了避免平行世界大战而创造了时间管理局来维护所谓的“神圣时间线”，似乎也不是坏事，但是这样做的同时也剥夺了人们的自由意志：所有不按他的剧本走的“偏离者”们都会被删除，就像剪辑电影胶带一样，包括那些时间管理局的职员们，其实是被洗掉记忆的时间犯。洛基是一个当之无愧的叛道者，他从来没有真正向谁俯首过，他我行我素，黑白通吃。就像他自己说的一样，他虽然经常栽跟头，但是他总能够顽强的生存下来。对于一个叛道来说，估计没有什么比失去自由意志更可怕的事了，所以他不惜性命的也要和时间管理局斗争到底，所谓“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

无独有偶，另外一部美剧《西部世界》的第三季里也有一条时间线，不同的是，这个时间线是人工智能计算好的。未来世界的人工智能已经破解了人类思维的奥秘，可以精确地预算人类的所有行为，整个社会都在它的计算下按部就班地向前推进。但是有一些离群者（outlier）脱离了人工智能的计算，不按照“预定”的人生轨迹行事。人工智能的拥有者塞拉尔为了保护他的神圣时间线，把离群者抓走强制“治疗”，无法“治愈”的离群者就被他们洗去记忆，重新写上虚构的记忆，然后再放回社会，还有的就干脆用冰柜冻起来，从此人间蒸发。剧本里说塞拉尔此举也是为了人类世界的存活，因为人工智能的无数次模拟实验中人类世界终将因为这些离群者而走向毁灭。于是剧作给了大家一个两难处境，世界和平还是自由意志，一小部分的离群者就应该被牺牲吗，个人的生命和自由与人类世界的存亡如何选择呢？离群者们说，去你妈的人工智能，我们不信这个邪，我们的命运我们自己掌握，世界的历史我们自己来写。如果说人工智能连离群者都无法预测，那么它又真的能够预测世界的毁灭吗？塞拉尔的完美蓝图只是一个解，不该是唯一解。它是一个省事的解决方案，由机器完美定义，被个人控制，这是自由意志者所不能接受的。

具有洁癖的绝对权力者不仅对向前的时间线要有铁腕的控制，就连历史时间线也不放过。在经典的反乌托邦小说《1984》中，主角史密斯的工作就是通过修改报刊文章和篡改照片来“更正”历史，以保持与大洋国政策的高度一致性──政府永远是正确的。这是一个虚构的高度极权的社会，政府用系统化的教科书级的铁腕牢牢控制了人民的思想和言论：篡改历史，全民监控，更改语言，煽动对外仇恨。然而富有好奇心的史密斯是一个叛道者，一个具有怀旧情结的人，他好奇历史的真相，想了解过去的真实生活，他不甘做没有思想的人，他尝试开始反思自己，反思社会，甚至试图接触地下反抗组织，最后在友爱部精神和肉体的双折磨下他的意志被彻底击溃。小说的结尾是绝望的，残酷的，同时又令人深思。

《1984》让我想起一部著名的老电影《飞越疯人院》，那里也有一个叛道者。电影的英文原名是《One Flew Over the Cuckoo’s Nest》，来自一首童谣，说的是一只鹅飞到了布谷鸟的窝。这个布谷鸟的窝指的就是那家疯人院，而这只鹅就是男主角麦克墨菲。在他到来前，精神病院虽然沉闷无聊，只要你听话，遵循护士长瑞秋的意志和定下的规则，那就什么事也没有，表面上一切太平，井井有条。但是这种秩序是对人性和自由意志的剥夺，每个人都要被迫融入这个秩序，不想发言也得发言，不想听背景音乐也得听，所有的一切都是护士长说了算。麦克墨菲是对旧的秩序的挑战者，他很快就发现了护士长瑞秋对精神病人掌控的种种手段。瑞秋最可怕的不是她用的电击疗法或是脑叶切除术，而是她对病人们的心理控制：她动不动就用集体的意志（实际上是她自己的）来绑架个人，她很清楚每个病人的心理弱点，她利用他们的弱点让病人感到羞耻，从而打击他们的自信，让他们一个个服服帖帖地按着她设下的规矩行事。病人们逆来顺受，却看不出问题。麦克墨菲从他来的第一天就和这个制度格格不入，在那里闹了个天翻地覆。可惜作为一个叛道者，他的反抗失败了，但是最为一个启蒙者，他成功了，他的一番呐喊虽然没有能把铁屋子打烂，却唤醒了以酋长为代表的清醒的几个人。瑞秋没有说谎，那家精神病院确实可以来去自由，被囚禁的是昏睡的人，当自由意志觉醒时，酋长便可以砸碎窗户，毅然离去。

在《洛基》的结尾里，康（He Who Remains）对洛基说：“你就是龙背上的一只跳蚤，不管怎么折腾你都没被甩掉，也不容易。”是的，叛道者常常是身单力孤的，面对着强大的势力，它们是撼树的蚍蜉，龙背上的跳蚤，为了自由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结果叛道者往往成为了殉道者，他们付出了生命但是得到了尊敬，他们说：“不自由，毋宁死！”叛道者们，我们敬你是条汉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