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时候看《读书》杂志，觉得十分艰深，一篇文章看下来磕磕碰碰，常常只能知道了大概，有时不知所云，只怪自己当年学识太浅。这么多年后再看《读书》，发现其中的一些磕磕碰碰，其实是没有必要的。这里拿《读书》杂志2020年12期的一篇文章为例。
伍维曦老师的《从现代到未来：贝多芬与我们》中有一段话：“通过对那些早已存在却被忽视的史料的重组以及对许多似乎确定不移的结论的重估，我们又发现了两个不同性质的‘贝多芬’：作为某种概念化共相、一直塑造着精神史的伟人，和偶然地生活在一七七〇至一八二七年的德意志（主要是维也纳）并引发了一系列支撑这一共相的殊相──我们在前面已经尝试着列举过了──的常人。”
这段话是不是读起来很费劲？著名翻译家余光中（同时也是诗人和散文家）在《翻译乃大道》把这个叫做翻译体。熟悉英文的读者很快就能发现其中英文定语从句的痕迹──“a great man who… and an ordinary person who…” 英文中的定语从句将被修饰的词放在最前面，读者先读到，便知其义，快读时都可以直接跳过后面的定语从句而不影响理解。可是中文里没有定语从句，在英翻中或者用翻译体写作的时候，就变成了冗长的定语来修饰放在最后的中心词。在这个例句里，作者又插入了一个破折号带出的补充说明，雪上加霜，最后加起来是58字，将中心词“常人”硬生生地割开于千里之外，不是中文的习惯文法。
伍维曦老师是音乐学系教授，熟读英文文献，写作时偶尔受到英文句式的影响也情有可原。这段话其实重组一下就好多了，我这里班门弄斧一下：“…我们又发现了两个不同性质的‘贝多芬’：作为伟人的他是某种概念化共相，一直塑造着精神史，而作为常人的他偶然地生活在一七七〇至一八二七年的德意志（主要是维也纳），并引发了一系列支撑这一共相的殊相，这些我们在前面已经尝试着列举过了。”
余光中先生从70年代到90年代不止一次表达了他对翻译体的泛滥和中文西化的担忧，一些文章收入在他的《翻译乃大道》一书中。时过二十多年，我觉得这个问题丝毫没有好转，就比如《乌合之众》，京东上有很多译本，真正能做到翻译通顺，摆脱了翻译体的真的很难找。我们的译者和学者需要在翻译和写作时牢记我们的读者是谁，和他们的阅读习惯。
最后，如果余光中先生还在人世的话，估计他对以下这句话的“的的不休”和冗长会有些意见吧：“通过对那些早已存在却被忽视的史料的重组以及对许多似乎确定不移的结论的重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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